□本报见习记者程凯

　　民营资本BOT

　　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肖家河污水处理厂，技术人员正忙着清水试车。此时离10月1日正式进水投产不到一个月。这个投资6000万的项目占地27000平方米，日处理污水4万吨，净化 后的水将全部回用于圆明园、颐和园和科技园区的绿化和景观用水。

　　这是民营企业桑德集团以BOT项目投融资方式独资杀入城市环保产业的第一个项目，也将是北京第一个用BOT方式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

　　民间资本以BOT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限于环保领域，还包括能源设施、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

　　据建设部城建司消息，“十五”期间，全国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约需要投资1万亿元，政府投资约占2000至3000亿元，还有7000至8000亿元需要通过贷款、利用外资和社会投资等方式解决。

　　通过实行特许权招标、选择项目法人的BOT方式吸引民营资本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近年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去年12月国家计委发布《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外商可以投资的领域民间投资也可以投，民间资本以BOT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地位问题被解决。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等多位法学界专家近期呼吁：尽快出台政策，修订有关法规，鼓励国内私人资本以BOT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教授表示：“现在谈民间资本大规模以BOT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时机已经成熟，而且需要探讨的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实际状况是，民营资本以BOT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大多限于环保领域，如城市污水与垃圾处理；交通设施有所涉及，如道路建设、桥梁建设；但在能源、通讯领域还未有突破性进展。

　　赢利难题？

　　民营资本以BOT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首要问题是赢利。

　　BOT污水处理厂两年之内成了民间资本的“香饽饽”，是因为城市污水处理开始逐步收费了。

　　作为市场开发者，桑德集团抢占市场的速度很快。2000年启动北京肖家河、通州区两个大型市政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2001年6月，又与湘潭、荆州、九江、上海、大连、江阴、格尔木等十多个城市在北京同时签约，以BOT模式承建这些地区的城市污水处理厂。

　　但是桑德到现在为止，正式开始建设的项目不过5家。

　　桑德总裁文一波向记者解释：“城市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在全国是刚开始启动。各地有不收费的，准备收费的，正在收费的，还有收费状况不良的。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是我们BOT过程中‘O’即运营时的赢利模式。如果我们认为收费问题没解决好，无法获利，我们就不会投资建设。”

　　桑德协议的项目有十几个，很多是当地政府许诺即将解决污水处理费征收问题。文一波表示，如果那个项目很大，很有吸引力，桑德就会先签下协议。

　　但是，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回收周期长，如果一开始赢利基础就不牢，很难继续，不如不启动。

　　当然还有别的模式，例如BT，即建设-移交。桑德在无锡的一个项目就是以BT的方式建设的。桑德先投资建设，三年后政府还本收回，桑德靠建设费赢利。

　　赢利是个难题，用文一波的话：现在有钱没钱的都来BOT建污水处理厂，以为有钱赚，哪有这么容易。

　　据了解，我国首例以民营经济为主投资2.5亿元，运用BOT方式建成的泉州刺桐大桥，现资产价值已达11亿元。但在大桥收费、配套设施经营权等方面受到来自国家交通部等部门的种种限制，在刺桐大桥之后，民营企业联合投资的名流公司没有再获得后续投资项目。

　　如果民营投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无法找到利润空间，基础建设将很难吸纳民间资本。

　　BOT核心：

　　政府与项目公司的关系

　　于安教授向记者强调：BOT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项目公司关系的问题。

　　国家对建设项目的融资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项目公司竞标成功，获得许可证后自己解决融资建设问题。于教授的解释是，BOT解决的不是如何融资的问题，而是解决谁去融资的问题。

　　据国家计委人士介绍，创新民营经济进入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各地都有探索，如“政府主导，市场运做”、“建立产业投资基金”、“特许经营权质押贷款”、“项目资产证券化”等。

　　对项目公司而言，“可不是BOT协议一签，就自然可以搞到钱了”。文一波认为企业融资与BOT无关，“是否能融资成功，在于一个民营企业的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企业信用。一切要靠综合实力说话。”

　　桑德做BOT有三种融资方式：项目融资、银行贷款、成立战略投资公司。文一波表示，“桑德的境内外长期战略伙伴很多，我们和四五十家上市公司有合作，他们的资金能在我们的项目上获利。”

　　在桑德看来，BOT环节中最困难的，不是政策、资金，而是项目背景和特许协议的签署。协议签得好不好，安不安全，将直接影响到项目能否成功建设，投资人能否获得预期利润回报。

　　做好与政府的合同并不容易，现在还没有专门针对BOT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民企项目公司要在现有的框架内去保护自己的权益。桑德认为这对一个公司在商务、法律、财务、融资能力方面要求很高。

　　BOT对政府而言，更多的应该是投资体制与政策环境建设问题，包括进入政策、资金融通、服务政策、权益保障等多方面。桑德集团现在遇到的BOT市场无序竞争问题就涉及到政府的准入政策。

　　“短短一年时间内，不管技术实力、融资能力如何，有点关系的人就跟进抢市场，很多地方政府的态度一下子变了”。1999年桑德做BOT项目，很多城市可以做，对方很有诚意。现在有些地方想尽办法要把你的钱套来，然后自己干。大城市和省会城市越难推进，相反，中小城市要好谈得多。但往往规模太小了，投资人又不感兴趣。

　　“原因在于无论个人还是有些政府部门，都以为做BOT的环保项目一定能赚钱，你来赚不如我来赚”。文一波称：民企是挣钱了，不挣钱我们不会做。但是，我们挣的钱是替政府省的钱。政府做基础设施，成本往往过高，因为有学习成本、决策成本等等。换一个有技术有经验的专业公司，政府2个亿的建设也许只花1个亿，政府一年5000万的运营成本也许只要3000万。

　　现在有的地方上BOT项目，由于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往往是政府行为和法律法规掺在一起，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这让很多民企十分头疼：不规范的地方他们宁可不做，但是不做又确实丢掉了很大一个市场。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关专家的意见是：政府要制定一个严格的项目进入标准，把不合格者挡在门外；并且严格按照招投标法来实施项目竞标，选取在技术实力、融资能力以及价格标准最优的公司来承担BOT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