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9月1日正式实施，久为业界诟病的企业“假破产，真逃债”现象能否得到有效遏制，成为检验高法司法解释的一块试金石。

　　仅仅在10多年前，人们对“破产”还是谈虎色变的。那时企业破产其领导人是需要担负极大风险的，正因为如此，新中国第一起破产案——沈阳防爆器材厂的破产才会成为改革开放中的标志性事件。即使在1988年《企业破产法》实施后的最初几年，破产的企业也寥寥无几。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当前，“破产”竟然变得火爆起来。据世界银行2001年3月19日发布的一份专题报告称，90年代中期，中国年均发生的破产案件数目由1989-1993年的277起，骤然上升到1994-1995年的2100起，到1996-1997年又增加到5640起。特别是这一两年，国企破产力度在加大，不少大中型企业也进入破产行列，数万人的企业就破了十几家。

　　“破产”本是那些资不抵债、丧失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的一种法律机制。但现在，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破产”竟演变成了一些企业旨在逃废债务的一条“金蝉脱壳”之计，而且手法也五花八门，如先剥离有效资产，留下空壳；先转移、隐匿巨额财产或压价处分有效资产再申请破产，等等。

　　那么，一些企业争先恐后挤进破产队伍，这究竟为什么？

　　笔者认为，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一些企业的领导人想利用目前转轨过程的制度空隙，通过破产来逃废债务，转移资产，或者是转移自己治理企业不力的责任。其中，地方政府又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乏有与破产法相悖的地方政策出台，从而导致破产工作中的违规操作。而且，这种具有严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政府行为，甚至渗透到一些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之中。比如，去年发生在四川省中江县丝绸公司的破产案，就是这样一起由地方政府操纵的典型案例。

　　“假破产，真逃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追究债务人企业的破产责任不力。破产企业的执行层，是企业经营的决策者，对企业负有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他们不得借助自己的权力坑害企业和投资者利益，攫取私利。因个人责任造成企业破产的，应当追究其民事责任和其他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但是，据有关学者对30多家破产企业所作调查的结果来看，没有一个企业法定代表人认为自己需要对企业破产承担责任。其实，有些企业之所以资不抵债，坠入“死”境，或是因为疏于管理，玩忽职守；或是因为决策失误，渎职犯罪……本应受到追究和惩处，结果却都一“破”了之。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有关调查结果表明，破产企业领导人中，当翻牌企业领导的占26%，升官的占9%，调任其他企业领导职务的占23%，被免职或退休的占42%。

　　“假破产，真逃债”破坏了企业的信用机制，损害了国有资产。然而，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对此却显得力不从心。尽管有对破产犯罪的规定，但既不具体也不明确，而且由于我国刑法中尚没有关于破产犯罪的规定，致使破产法律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假破产，真逃债”也就愈演愈烈。

　　现在，高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为遏制企业破产逃债带来一线希望。与现行破产法相比，高法的规定有三个明显的突破：一是破产主体的资格得到了限制，企业破产并非可随意而为，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是个关键要素；二是从制度上对“假破产，真逃债”严加防范，规定对债务人有隐匿、转移财产等行为，企图借破产方式逃废债务的破产申请，法院不予受理。即便受理后，发现债务人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的，破产申请亦将被裁定驳回；三是明确了清算组对那些故意侵害破产企业财产的直接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对违法隐匿、转移破产财产、压价处分财产、不法剥离企业财产，造成债权人权利受损的，法院应向有关部门建议，对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发现企业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的，应将涉嫌犯罪的有关材料移送相关国家机关处理。另外，法院还可建议有关部门对企业破产的主要责任人限制其再行开办企业，在法定期限内禁止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

　　然而，对于减少地方政府在企业破产过程中的行政作用，高法的规定却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高法司法解释的一个重大缺憾。

　　所以，这就需要新《破产法》尽快出台。至于高法司法解释实施的效果，还有待企业和制度在实践中的博弈。但不论博弈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它将因新材料的加入从而使正在制定的《破产法》更加规范和完善。从这一角度来看，高法司法解释也可以说是破产逃债企业的制度克星，是对破产制度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