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东亚的经济金融合作远远落后于欧洲和北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亚洲国家开始 感到单纯依靠国际经济组织或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来抗御经济、金融危机是不够的，应当挖掘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以达到 联合自强的目的。

　　合作势在必行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最早认为东亚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提议 建立东亚经济决策委员会(EAEC)。当时，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他的这个提议。在美国的反对下，EAEC终于流产。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政府提议由亚洲国家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以更好地抗御金融危机。这个提议同样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然而，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又以新的势头得到有力的推动。促成这种变化的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在亚洲 经济复苏以后，对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高度警惕；二是美国经济的放慢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使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再 次受到威胁；三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同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依存性的加强。随着亚太经济形势的上述变化 ，亚洲国家已经越来越感到加速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东亚各国为此而采取的行动首先是在1999年11月成立了东盟10＋3机制。接着于2000年5月，在亚行年 会之后召开了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为了促进持续的增长，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 和区域合作，包括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建立自助和支持机制、促进国际金融改革。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 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有：一，充分利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 的交换。二，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他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双边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 易网。三，研究如何将东盟10＋3各国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以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 市场。此后2001年5月，又在夏威夷举行了东盟10＋3财长会议。宣告建立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以求及早发 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企业的弱点，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

　　东亚经济合作的最新进展是2001年11月朱?F基总理在第五届东盟＋3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十年内建立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这个倡议获得东盟十国的一致同意，并将很快进入磋商和正式谈判的阶段。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目标之一是促进东亚地区的金融稳定。在朱总理提出的五条原则中，第三条强调的就是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合作，落实清迈 倡议。

　　合作有利于加强APEC

　　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是令人鼓舞的，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对这一发展表示支持。然而，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比如美国就有一些人对于这种势头表示担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林肯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 外的所有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几乎都抱怀疑态度。对于东盟＋3和最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林肯的评论是：所有 狭义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涉及贸易转向————这提高了参与国公司的机会，然而对未参与国的公司却是不利的。如果亚洲一些 国家在他们自己之间形成了优惠协定，那么美国企业将面临贸易转向的不利影响。

　　林肯的主张作为一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我们认为强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但把APEC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对立起来则是不正确的。必须强调的是，任何次区域经济合作只要是开放型的就将是APE C的有力补充，而不是对APEC的削弱。区域经济合作本来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但从小到大似乎是常规，欧洲和美洲都 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欧洲区域合作的萌芽是20世纪50年代德、法、意、荷、比、卢六国的钢煤联盟，到60年代发展为有 10国参加的欧共体，到70年代它进一步发展为12个国家的欧洲货币联盟和有15个国家参加的欧洲联盟。美洲区域合作 在北美先有美加自由贸易区，然后发展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南美则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四国组织的南方共同市 场和南美洲的安第斯集团，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现在进一步酝酿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亚洲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亚洲虽有南亚 区域合作联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经济组织，但是东亚有重要影响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却没有参与任何区域经济组织。在 这种情况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率先建立，在东亚这个重要区域就缺乏其下面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东盟＋3，还 是东盟—中国的经济合作都将是亚太经济合作的最好铺垫。亚太经济合作在贸易自由化上之所以进展缓慢，缺乏具体措施，次 区域经济合作不成熟是重要原因。

　　其次，对次区域经济合作不能只强调“贸易转向”这一个方面，次区域经济合作至少还有“创造贸易”、“扩大市场 ”和“促进竞争”等积极作用。而其总体效果则是推动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发挥特有的地缘优势 ，挖掘出为区域经济在无组织状态下所不可能产生的特殊经济效果。比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有许多与地缘经 济相关的重大问题就会迅速提到议事日程并加以解决，如湄公河流域的开发，昆明—曼谷公路的建设，泛亚铁路的修建，以及 为南海地区确定行为准则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可以使这个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但在亚太地区的大范围中它们未必是 所有成员普遍关切的问题。

　　贸易的扩大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次区域经济的繁荣不仅可以扩大区域内部的贸易，而且区域外的贸易肯定也 会得到扩大。因此它不仅对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和地区有利，而且从长远看，对一体化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利。欧盟的发 展过程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欧盟的建立明显地扩大了欧盟的内部贸易，但是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壮大，它同区外的贸易也 大大增长了。如果欧洲仍然处于二战前的分散状态，它的世界贸易份额能得到如此扩大是不可想象的。

　　清迈协议表现出东亚国家携起手来共同抗御金融危机的决心，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此基础上，日本已经同韩国、 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中国也同泰国缔结了协定。今年3月29日，中国又同日本缔结了在必要时向 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它以日元和人民币为提供货币的对象。人们认为日元与人民币的互换虽然同在 发生货币危机时用美元同本币交换的机制不同，但是外汇储备额居世界第一位的日本同外汇储备居第二位的中国之间构筑了外 汇通融的安全保障体系，是一个巨大进步。

　　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它在IMF之外构筑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另一条防波堤，在东亚第一线的各个国家依靠自己 的内部资源，互助互利，在发生危机时可以更迅速地做出反应。而且以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外汇储备而言，它们的实力是强大的 ，IMF完全可以放手让东亚各国联手打头阵，使自己真正成为最后靠山；第二，东亚国家通过金融合作机制在成员间进行资 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换，为IMF增添了耳目，强化了危机的预警系统，同时各国之间加强金融合作之后就可以避免在发生 危机时各自为政，甚至实行竞相贬值的汇率政策；第三，东亚国家通过金融合作抗御金融危机并没有否定IMF的指导地位。 IMF仍然有权对东亚金融合作机制提出建议，进行监督，因而处于更加超脱更为主动的地位。

　　合作面临诸多障碍

　　东亚经济、金融合作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只是刚刚起步，面对金融风险时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尚待实践检验。

　　谈到客观形势，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亚洲金融风暴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产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 。二是东亚各国关系错综复杂，进行金融合作仍然面临诸多障碍。

　　消除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并非轻而易举。首先，不良资产问题依然严重。虽然经过一系列的债务重组，亚洲各国的银 行不良资产比率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然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例如印度尼西亚仍高达58.8％，泰国26.5％，菲律宾1 8％，马来西亚23.2％，韩国17.9％，中国在26％左右，日本虽然在剥离之后为6.4％，但由于银行与企业交叉 持股的问题短期内不会得到圆满解决，所以不良资产比率要高得多。数字表明亚洲各国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离国际要求的3％ —5％安全标准关差距甚大。

　　其次，亚洲各国的不少银行仍在继续亏损。例如1999年，韩国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约为10.5％，平均资本收 益率约为—16％，泰国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约为—9％，平均资本收益率约为—9.5％。2000年泰国最大银行曼谷银 行亏损186.87亿泰铢，资本收益率约为—47.3％。

　　第三，亚洲企业仍然债务负担过重。韩国16家大财团的负债总额为2870亿美元，资产负债率平均达225.5 ％，若包括金融事业公司则高达332％。马来西亚和泰国仅有35％—50％的公司债务纠纷得到了部分解决。印度尼西亚 对公司债务的处理刚刚起步。企业债务问题不得解决，影响极坏：一是债权银行的不良资产无法处理；二是继续损害投资者的 信心。

　　欧洲联盟成功的经验是有德法两个大国发挥核心作用，在遇到各种风浪时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东亚经济与金融合作取 决于东盟、中国、日本、韩国的精诚合作。其中，日本的作用尤为举足轻重。但是由于对历史的认识问题日本和中韩、东盟之 间仍然难以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同时日本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影响，能否全心全意在东亚的经济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东亚各国，仍有不确定因素。(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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