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民

　　记者：谈谈你们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人在单位》的动因，你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展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单位社会的？

　　杨晓民：1999年初，我和我的合作者周翼虎先生的《中国单位制度》出版后，该书受到了国内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认为它是中国学界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即单位制度这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作出的直接回应，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甚至将该书列为指定读物。受此启发，我认为中国单位这一特殊组织形式，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术命题，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意味着单位现象由小众传播走向大众传播的可能性。这确实也是我们观察中国改革、中国社会乃至我们自身生存状态一个难得的视角。因此，通过对单位这一中国特有组织形式的解读，确实使我们能深入地思考中国的改革路径。几十年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细胞和组织基础，兼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功能的单位，不仅与我们城镇居民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还与国家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公职人员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社会集团与个体的社区生活等等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另外，我们在策划、拍摄《人在单位》时，我们还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庞大的单位福利集团，这是一个与乡村社会有深刻政治和经济利益分歧的集团，迫使中央政府新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发生错位或偏离，甚至使我们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指标政治性地减速。比如，近几年来，必要的经济增长受阻，城镇居民消费疲软而国家又亟待扩大内需的经济现实表明，在计划和市场两大体系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重要因素对改革发生作用。这种因素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并且被它强烈左右的单位福利集团。

　　记者：对中国城镇居民而言，单位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工作场所，而且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状态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贯穿了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你们在策划、拍摄《人在单位》这一大型专题片时，是怎样看待单位制度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杨晓民：中国城市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单位社会。由于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权力逐渐扩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原来意义上的社会，即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民间社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高度一元化的单位组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权力的高度重叠，城市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完全由单位垄断，民间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源。中国城市社会只有"单位-个人"这个单一的社会结构。单位人(城市人)只有完全依靠政府劳动人事计划部门确立的等级制工资生活。虽然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但是，对中国城镇中大多数人而言，单位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单位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们的观察，单位制度的建立始终是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共和国建立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战略，为了动员、组织一切社会资源进行民族工业建设，扩张社会资源总量，一个以单位为组织基础的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单位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将一度在西方强大文明面前失态的中华民族空前组织起来，将一百年来"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重新纳入组织化的轨道；二、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加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通过单位这一组织体系对资源进行强制性提取和重点投放，满足了国家在资源极端稀缺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需要，也为后来的中央政府推进改革提供了赖以继续发展的工业及其它物质基础；三、单位文化、单位伦理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控和塑造，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同时，在苏东解体后，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实践提供了阵地。

　　在肯定这些功绩的同时，必须指出单位制度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弊端。在改革触及到深层次矛盾时，单位制度就成了改革的一个瓶颈，一个体制性或组织性障碍。随着单位组织一元化地位和单位对个人社会化渠道垄断权的解体，以及非单位示范性组织的迅猛发展，组织多样化的时代到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单位增进社会资源的能力日趋衰弱，单位组织已由一个以追求效率为初始目标的生产机构逐渐蜕变成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就业组织，一个政府安排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场所。这样，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不全面改革单位制度，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失效。应该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已强烈地关注到了这一层面并正逐一加以解决。比如持续进行的干部人事制度、医疗、养老、就业、失业、住房、户籍制度、财经体制等改革，就极大地削弱了单位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

　　记者：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单位制度的变迁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有何内在的联系？

　　杨晓民：在中国长达5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执政党系统通过大量相对分散的独立的单位组织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并以此为轴心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功能、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和分配体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单位制度时，首先注意到它的政治特性，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传统、政治结构和政治后果，可以说，单位具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能力。单位社会在理论上是一个身份平等的消灭私利的社会，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在平均主义掩盖下等级森严的按身份高低获取社会资源的金字塔型社会。我国现行体制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通过单位组织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并且至今还将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绝大部分社会活动限制在行政化的单位组织中。这种国家通过单位对社会的直接行政管理方式，使个人专断和政治决策的非科学化成为可能并使我国的大部分社会组织、个人丧失了创新活力，特别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个人行为的超行政干预，也使得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过度消耗资源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大特征，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腐败并不是单位社会的特有行为，但中国的腐败在制度改革背景下有一种"集体共犯"的意味，那种无处不在的腐败文化必须依靠不断增加的供给才能得以控制。事实上，近几年中国政府对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特别是对单位社会产权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因此只有不断进行制度投入，不断增加供给，同时持续地进行产权结构变革，才是控制腐败的首要内容。

　　中国单位社会在经济上的重要特征是：资源极度稀缺、劳动力过剩、平均主义、单位福利制、低效率。因此，中国的政治问题往往与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资源极度稀缺和劳动力过剩的并发症使中国的经济问题比纯粹的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本必须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反复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的主旨。由于传统单位成员的进入和退出存在着很强的壁垒，随着城镇人口的增长，政策性就业单位迅速增加，吃财政饭的单位职工人数持续膨胀，中央财政能力急剧下降，特别是中国农村再也无力为城镇福利集团提供更多的剩余之后，单位无限扩张就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对此，中央政府必须要改革单位体制里的各类组织，从而减轻中央政府财政上的压力。这种改革首先从国有企业开始，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体制改革。出于政治稳定考虑，政府对单位组织劳动力过剩和再分配这二个体制性因素以及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延迟到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这一改革至今仍遇到了来自单位社会内部的顽强抵抗。在一个法律意识淡漠和资源配置规范化匮乏的转轨时期，缘于单位利益最大化的"实用理性"常常表现为利用、抵制、曲解政府的各种政策谋取单位人最大私利的社会顽疾。事实上，货币化的轮子一旦启动，单位组织转变为符合市场化逻辑的进程便不可逆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以改变旧单位制度为主要手段的措施不断出台，其中有票证制度、粮油统购制度、投资制度、流通体制、价格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导致政府丧失了从经济上控制社会群体和个人活动的具体手段，使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展，并且使隐私权、自由、民主等观念在事实上存活下来，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单位制度。

　　众所周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次转型。过去的单位社会是一个以政治身份为分配原则、社会资源流动性差和政府包揽计划生产体制的身份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已通过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步削弱、部分地瓦解了现有单位福利集团，从而在新的规则下塑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构。即在社会主义框架中如何寻找一个过渡的替代结构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结构。当前，中国选择的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已形成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社会予盾。可以说，中国改革已经到了严重堵塞的关口，即所谓"既得利益集团"问题。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指以单位组织成员为核心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社会特有的制度强约束条件下，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单位制度整体性或局部转变。我们在本片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组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也就是关注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这样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清醒的整体认识，最终实现从单位社会到二十一世纪新社会转型的宏伟目标。

　　记者：你们在策划是怎样确定《人在单位》的总体基调的，拍摄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杨晓民：单位像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空气，既抽象又具体。它也是个十分敏感的话话题，带有体制反思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人在单位》是近些年大型电视题片和体制的一次"亲密接触"，这就给我们的策划和实际拍摄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因此，我们在拍摄前，确定的总体基调是：呈现变革中的中国单位，展现转轨时期改革的成功案例，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讲述人和单位的故事，同时，我们又通过个人在单位中命运的沉浮，揭示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总之，紧紧抓住单位变革、人和社会关系变化这条线索，为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寻找合法性。

　　《人在单位》是一个主题性极强的片子，每一集都要承载一个理念。由于我们不想把它做成政论片，而是想通过单位中个人命运的变化来消化一个个具体的理念。事实上，一个故事所表示的意义及指向性都不可能是唯一的。再加上，我们至今还常常感受到单位社会的巨大力量，单位和个人都有各自的顾虑，极不愿意合作拍摄这样敏感的片子，这些难题确实是编导们在以前的拍摄中从未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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