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单位》总策划兼总撰稿 杨晓民

　　这是一个告别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无法告别的时代。

　　一九九九年初，当我和我的朋友周翼虎先生在大雪中结束《中国单位制度》一书的写作时，我隐约感到精神上的一次苦旅结束了。然而，一切到此为止了吗？

　　我又回到了九O年那个春天，在京广线上，伴随着列车与铁轨"哐哐"的撞击声，几上几下，我开始了并不轻松的寻找单位的旅程。这寻找中的煎熬，像黑夜里列车孤寂的长鸣一样，使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也是父辈们的记忆，共和国几代人的记忆。单位，仿佛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它掌管你的政治前途、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夫妻吵架。在传统单位里，一个人机会的获得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资历，个人的创造力在平均主义的激情中空前萎缩了，而且往往还得忍受单位领导素质低下的困惑。"窝里斗"，"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个人干，一个人看，还有一个当裁判"，"一杯茶，一支烟，昏昏沉沉过半天"，这是中国单位面貌的活写真，它刻划了无数个"单位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转户口，办调动，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提干部，至今仍是我们共有的经历，也是几代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单位还是个人身份合法性和行为正当性的证明。一个城市人，一旦离开了单位，就会立刻沦为社会的弃儿。改革开放后，单位组织无限扩张所需的财政支持发生了危机，单位组织一元化的格局逐渐崩坍，改革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使单位事实上丧失了对个人社会化渠道的垄断权。民营，私企、外资、合资等众多非单位组织汹涌澎湃，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一个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单位生活，我们也终于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选择，开始了自己证明自己，打造个人未来的时代。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下海、个人创业、下岗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愿或不自愿的选择。然而，从一切依靠组织到一切依靠自己，对习惯了单位生活的许多人而言，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就是改革的艰巨性，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尽管很多人曾主动选择了离开，尽管很多人曾"跳槽"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还是不无遗憾地发现：一批曾作为这个时代弄潮儿的"下海"者，如今又有了"上岸"的念头，有的正做着"上岸"的努力。这一现象刺激了我们的警觉，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它所引发的社会学意义也是意味深长的。

　　《人在单位》电视片及其《2001，我和单位的故事》征文活动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的。无论是上千篇征文还是十集专题片，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特殊的时代，记录了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单位社会，记录了中国几代人相似或不相似的命运，也记录了中国不可逆转的改革进程。

　　在《人在单位》走向屏幕时，我们庆幸地触摸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脉搏。一切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在告别。然而，一个刚刚起步的市场社会，一个有限的开放社会，一个个迟迟不肯结束的单位故事，让我们感到了这告别的沉重。(二O O二年五月十七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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