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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245:40:48(《南风窗》石破／文)(24L1)
“12·9银行特大系列抢劫案”和“1·26安利特大抢劫案”反映出一个共同趋势，即城市外来人口
犯罪和涉财暴力犯罪的骤增2002年4月8日，一场席卷北中国的沙尘暴扫到了河南省会郑州。整个城市一片混沌，空气中
弥漫着尘土的气味。下午2时30分，“1·26安利特大抢劫案”在郑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4名公诉人是清一色的女检
察官。宣读《公
诉意见书》时，年轻的女检察官声情并茂地说：“(郑州)‘12·9’特大抢劫案的审判刚刚结束，正义的
枪声余音未消，被告人杨俊超、陈社杰、李天彪、刘延标、杨俊峰不以为鉴，目无国法，又步张书海等人的后尘实施抢劫，可
见其主观恶性之大，社会危害之深！”比起“12·9”与“1·26”的不同之处，也许两案的相同之处更耐人寻味，比如
两案案犯均是来自河南平顶山地区的贫困农村；两案均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以同学、朋友为外围的团伙作案；从作案方式、
作案手段、时间选择等方面，也能清晰地看出后者对前者的模仿痕迹。更为重要的是，“12·9银行特大系列抢劫案”和“
1·26安利特大抢劫案”反映出一个共同趋势，即城市外来人口犯罪和涉财暴力犯罪的骤增———这是当前困扰我国绝大多
数城市社会治安的一个普遍现象。2001年9月14日，郑州市中院对震惊全国的郑州“12·9”特大系列抢劫银行案公
开宣判，张书海等6名主犯一审被判处死刑。这个以家庭成员为主的犯罪团伙从1996年起，先后4次抢劫金融机构，共得
赃款250万元，并致1人死亡，5人重伤。“12·9”特大系列抢劫案告破，郑州警方打了个翻身仗，社会各界欢欣鼓舞
，当地电视台连续两天直播庭审实况，一时间“满城争说张书海”。据杨俊峰交待，去年9月底，在一起议论张书海时，二哥
杨俊超曾用羡慕的口气跟他说：“看人家，都40多岁的人了，还恁(那么)胆大……”杨俊峰以为他只是随便议论议论，没
料想他已萌发了步张书海后尘的念头。作为两起特大抢劫案的挑头者，张书海和杨俊超的性格以及经历有着一些相似之处，比
如两人在农村老家，都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两人对金钱、地位都有着强烈的欲望，两人又都属桀骜不驯、胆大妄为之徒。因此
，他们都不会安心在农村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两人来到郑州以后，都曾尝试过用经商等方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发财空间并
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加上他们本身的素质不高，赚钱本领不强，所以两人的生意都屡做屡赔。当财富、权势等欲望在尝试多
个出口而屡屡碰壁后，就会渐渐地滑向犯罪道路。如果说杨俊超是因为胆大而抢劫，那么跟随他的妹夫陈社杰则是因为“胆小
”而犯罪。陈社杰的父亲陈玉庆对记者说，陈社杰从小就胆子很小：“他怕我，我一大声，他就不敢动。”陈社杰会见辩护律
师时说：“在抢劫前，我好几夜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已经不想干了。”律师问他既不想干，为什么不撤下来呢？陈社杰说，杨
俊超性格暴躁，我一直对他比较畏惧。现在他已花钱买了摩托车、做了枪，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再提出不干，害怕他会怪罪
我。2001年初，陈社杰与爱人一起来郑州做辣椒生意，但不顺利，回家歇了几个月。这时，陈玉庆发现儿子已经不听话了
。“我劝他再找份工作，他老说你不用管，谁知道他会干出这么岔皮(荒谬、胡闹)的事！”陈玉庆说，早知这样，他就把儿
子留在身边，不让他进城，“那什么事都不会出了”。陈社杰从小在家里就是个“好孩子”，他被捕后，村里2500名乡亲
联名举保，证明他“一贯表现很好，恳请政府对陈社杰从宽处理”。一些城市外来人员，当他们在贫穷的乡下时，可能都是好
孩子、好村民、好干部，他们为了致富而来到城市里。当城市不能满足他们的致富愿望时，他们不愿再回到乡下，因为贫穷的
乡村更不可能使他们致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矛盾的，也是非常容易受到犯罪诱惑的。郑州市公安
局局长李民庆说：郑州市面积12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9万，暂住人口200万。从近年来的犯罪案件统计来看，城区
人口犯罪数仅占15％左右，而外来人口犯罪却占85％左右；在一些恶性案件统计中，外来人口犯罪可以达到90％。他说
：“郑州市劳务市场，是我们公安机关最大的隐忧。”“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是一个很本分的农民，农忙时种地，农闲
时去矿上当临时工。我没有犯罪的根源，这一次也不知道是犯罪……”这些被告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归案后都有问必答，将自
己涉嫌犯罪的事实“竹筒倒豆子”，交待得一干二净。他们不是职业罪犯，更不是天生的罪犯，那么，这群“本分的农民”又
为何会走上犯罪道路呢？涉嫌参与预谋的刘延标说：“他们领我去看了安利后，我就跟他们划清了界限，说我不干了，我回家
去……为什么我没有检举杨俊超？我跟杨俊超关系好，不想跟他斗。”涉嫌制作枪支的张俊峰说：“陈社杰让我焊钢管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是为制作枪支的，我干的就是这份工作———我帮别人焊钢管焊得多了，他们这些钢管是做什么用的，我并不知
道。”涉嫌盗窃爆炸物品的张社伟说：“我表弟陈社杰在我家找到我，向我要雷管和炸药，说给人家打井用。我经不住他一再
要求，也就答应了。”同样涉嫌盗窃爆炸物品的牛中克说：“张社伟是我的班长，他让我干什么，我能不干？他从井下运上了
炸药，让我放到屋里。这些炸药干什么用，我并不知道，我没有非法占有、使用这些炸药的行为。”涉嫌包庇陈社杰的张现伟
说：“陈社杰是我的老表，到我家去，按人之常情来说，我应该欢迎。”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触犯法律。直
到被捕之前，他们一直以为法律离自己还远得很。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用法律来规范自己行为的自觉意识，他们平时的行为
，就已经晃悠在“法”与“非法”的边缘而浑然不觉。从这些被告的供述看来，在当地，像他们这样的人物绝非个别。平顶山
地区小煤窑多，雷管、炸药等爆炸物品表面上实行专营，实际上私人也可买卖，管理上的漏洞很多。本案中杨俊超等人所携带
的雷管，就是汝州市民爆公司私下违规卖给北河湾煤矿的，而矿上153名矿工，人人都有接触炸药、雷管的条件，爆炸物失
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该地区喜欢打鸟、打兔的人也多，很多人都会做土枪，刘延标就是其中之一。当杨俊超请求他帮助做枪
时，他答应口头指导，“但不亲自做”。他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洗脱“非法制造枪支”的嫌疑了。当包括道德、信仰、制度、
法律等社会规范难以制约人们的行为时，亲情、人情、面子以及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等因素倒是占据了支配地位。也许“本分的
农民”们并不是存心要挑战法律，但他们将亲情、人情、面子、金钱放在前面，挡住了自己望向法律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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