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的时候，国家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少量的国营企业的员工，一部分实行工资制；一部分也可以按本人意愿选择供给制，由于物价不稳定，工资是用小米的价格折款发放的，当时的最高月工资折算为3400斤小米。在半个世纪过去后的2001年7月，在中国足球队第七次冲击世界杯的过程中，职业足球记者李响和聘她加盟的《体坛周报》签下了三个月150万元人民币的薪酬合约，因为在中国只有她可以近距离采访国家队主教练米卢，市场将人力成本的价格推到了一个极致。从月薪3400斤小米到李响的三个月150万薪酬，发生在半个世纪前后50年的两个端点，给人们的感慨是因人而异的.

　　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国家面临着资源短缺，人口众多，工业基础薄弱，敌对势力封锁等一系列尖锐矛盾，为了多快好省的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一开始就实行了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低工资、高就业的工资政策。

　　单一的工资制度持续了二十多年。当依靠个人努力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不能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时候，整个社会空气中弥散着的就只能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七字真言了。

　　1985年，李志成所在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合资成为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在欢庆的锣鼓后面，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碰撞，有时甚至不可调和，但碰撞的火花却形成了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初认识，这种认识是从工资开始的。不同思维方式的对撞，让工人们向40块一大毛的模式化生活挥手告别，合资企业的员工从各自不同的工资差距上，透彻地感受到：干好干坏，是不一样的。

　　在1999年的时候，3个俄罗斯人来到了深圳交响乐团这样一个在典型的国家事业单位，他们的到来，给传统单位里的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大提琴手们非常喜欢康斯坦丁，因为他所拥有的技法和实力虽然不足以在世界顶级乐队受聘，但以深圳交响乐团当时的水准，康斯坦丁足以成为中国演奏员的老师。在当时，聘请外籍高水平演奏员做国家事业单位的特聘员工，并且以美元发工资，这种做法不仅需要胆量，而且确实是形势所迫。他们的到来，确实提升了整个乐团进入市场的能力。4个和我们有相近成长背景的俄罗斯人，和一个历史不到十年的乐团，演绎着如此美丽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一个在过去一直由财政拨款养活的乐团，付出了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昂的人力成本，换回的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在市场生存的权利。在急剧变化的年代里，人们价值取向当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市场决定人力成本的高低。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默默地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整整花了20年。

　　我们也曾经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制度下，丧失过进取的热情以及对于个人能力的尊重。今天，社会已学会了用市场机制来衡量个人的价值。因此，我们要勇于承担，承担社会对我们的定位，承担市场对我们的定价，甚至承担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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