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重叠在西安这座城市的上空。旧枝叶团团如盖，新条从其上引申。时光在西安写史，上古的颜色还未读完时，却忽然看到当代。就像面对一棵古树，你总会疑惑，嶙峋的老枝怎能抽出嫩条，新生的嫩条到底孕育了些什么，二者真的会相安无事？很多人来了又走，他们窥见了现代文明在汉唐遗风中的冲突与尴尬。站在日暮的城头，想象旧时帝都的繁华，你好象还能隐隐听见似不绝于耳的商家鼎沸的交易声，其中你或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晋商、徽商的口音，但在翻遍上下几前年的历史后，你却难以辨认秦商的足迹。

　　城市自身需要发展，就必须突出城围，另辟蹊径。今年西安的党代会提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而西安高新区则成了经营城市的一种成功模式。西安——这个深居内陆、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科技资源积淀的城市能否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景观，在数字革命风暴中建立的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又是否能成为西安坚实的经济堡垒呢？

　　本刊记者许亚青刘涛

　　西安高新区的企业主体都是地地道道的自家地里长出的苗，在蜕变前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期，无法按照时间对其归类；而走进去，面对的都是郁郁葱葱的青苗，难以看见参天大树。按照时间点及资源配置渠道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西安高新区内的企业分为三代族群。

　　以海星集团、金花股份和东盛科技为典型代表的第一代企业为高新区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如今在国内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声名。尽管各有特点，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其他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在夹缝中为生存而左右冲突时，这些企业却在很早的时候就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银行的贷款，从而获得了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壮大的契机。如海星集团早早地即被西安市树为“西安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

　　第二代企业数量众多，以康鸿科技、通源石油、中扬电器、海天和通视等为代表，在西安高新区最具典型意义。这一代企业多在90年代中期成立，创业者也多来自西安当地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大多并不具备整合政府资源的能力，起步多是依赖自身的某项技术或某种高科技产品，他们的优势是在研发的过程中了解同行业的发展并开始试用提样品，利用周边过剩的生产资源进行虚拟制造，对产品进行委托加工。第二代企业多是在夹缝中生存，单靠自身滚动发展，难以迅速完成原始积累。他们目前正在谋求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获取融资以跃上更高的台阶。但这类企业在股改后，由注册资本几百万的公司摇身变为几千万的企业，需要面对更多来自企业内外的挑战，目前多少都有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感觉。

　　第三代企业则属于新生代，这些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其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资源配置均来自国际市场，是国内外各种风险投资的宠儿。目前在高新区以西安深亚、达威和艾斯普等为典型。

　　海星和东盛早早地就调整战略，从以技术起家很快地转向了贸易服务，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和进一步的规模扩张。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西安高新区中，三代企业中二代和三代企业数量占了绝大多数，像海星和东盛这样的第一代企业已屈指可数。所以大多数企业仍是把技术牢牢攥在了手中，缓慢而艰辛地进行着自身的积累。西安高新区的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到底将会划出怎样的轨迹，而高新区的发展和定位又将做出怎样的规划和调整？

　　技术基因

　　但对于高新区的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技术和研发一直在企业积累过程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企业也始终怀有一份抹不去的“技术情结”。

　　走在西安城区，你几乎处处可以感到海星集团的存在：繁华闹市区的海星便利超市、海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字标牌、电子街上海星电脑的大幅广告、到入春之后便开始热销的荣氏饮料，海星这个名字几乎已和这个古老的城市水乳交融。

　　“有时想想，十几年间真是沧海桑田。”作为创业元老，海星科技公司的总裁林作良回顾当年不禁感慨万千。1988年6月28日，海星集团前身——西安海星计算机控制与接口技术研究所在西安交大外的一条街上营业了，几个创业者都是西安交大的老师和学生，领军人物便是荣海。

　　不仅是海星，西安的地缘科技资源优势在高新区企业中呈现的淋漓尽致。创业者几乎都具备明显的特征，即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象牙塔中走出，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和个人素质，他们从事的行业多样，军工、电子、医药、石油等，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西安地缘科技历史体系积淀的饱满与丰富。环境既然是不能马上来一个大转弯，那么你就要先认识环境和其中的资源，做出相应的调整。海星，1989年底就迅速认识到“技术崇拜”在当时的“危险性”，早早地向贸易转了弯。但对于高新区的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技术和研发一直在企业积累过程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企业也始终怀有一份抹不去的“技术情结”。

　　陈耀强拿着向别人借来的2万块钱在高新区注册他的康鸿科技时是1993年的10月份。具体哪天他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和被他从同一研究所拉出来的两个同事，在那些日子里一直忙忙乱乱，陷入真正的一种为生存而忙乱的状态。

　　陈耀强1984年入西北工业大学，学的是材料；1988年毕业后，紧跟着又到西安交通大学读了同一个专业的研究生。1991年，陈耀强被分到了西安钢铁研究所，做起了研发。陈耀强总觉得自己天生“命苦”，长得细细瘦瘦不说，还“总想干点事儿”。一进研究院，却发现原来做什么事情都只是全凭领导一句话。当时西安刚刚实施与员工签合同，陈耀强索性就没签，但不签不行，辞职也不行，陈耀强一看，索性就什么也不要了。

　　最初，尽管康鸿科技注册在高新区，但当时的高新区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陈耀强便先在雁塔区的一家招待所里找了一间房子。当时陈耀强给康鸿确立的产品定位是做替代进口材料。替代进口材料有相当的市场空间，有能力做的大企业不屑于去做，而小的企业想做却又没有技术。陈耀强看中的就是这条夹缝有足够的空间供这个还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游刃，虽然稍嫌保守，但面向单纯的行业市场，绝不会像做贸易那样经常面临大的起伏跌宕。至少有些东西是康鸿可以把握的，这让陈耀强觉得塌实。

　　从研究所出走商界的还有通源石油的张曦。张曦的离开在很大程度要归因于张曦的父亲张廷汉教授——他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军工技术被应用到了石油产业中来。1986年，张教授就开始思量起“把上天这种高能量的物质放到井下去爆炸”。项目实验成功后，石油部把号称“临门一脚”的射孔技术的研发交到了张教授手中。但张教授发现：石油学院缺乏这样的人才，从兵器部调人，又手续繁复。于是，父亲便与儿子商量，用民营企业的机制来操作这件事情。1992年，张曦从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204所)出来，拿着石油部拨给的12万人民币，注册了“通源石油器材研究所”。1995年，研究所更名为“通源石油工程技术研究所”。

　　力邦总经理杨丰收的经历和陈耀强、张曦如出一辙。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化工系有机合成专业后，进入药物研究所从事药物开发，后赴日本进修工商管理。1992年11月，西安市计委和该研究所投资共同成立了一家国有股份制的医药企业，杨丰收担任总经理，期望藉此实现梦想。因机制问题，1996年3月，他带了一箱子书怅然离开，并为此流了一个月的眼泪，至今仍觉不堪回首。1996年7月，力邦成立。由于开始无力进行药物研发，杨丰收决定从代理、销售原来研究所的产品入手，并把所得收入全部投到了药物研发上。力邦还花了15万人民币收购了西安一家小药厂，获得了医药生产许可证，用以开发生产自己的产品——力蒙欣。

　　杨丰收经营企业的原则是：抓住机会，在无声无息中把企业做好，不要总让它在风口浪尖上。在此期间，力邦自己的研发工作不仅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他还把销售收入和研发出来但不需要的项目卖掉的钱全部投入到了力蒙欣的研发上。2000年，力蒙欣面市，当年力邦的5000万销售额中，力蒙欣占了2000万。2001年，力邦的销售额达到1.2个亿，其中力蒙欣的销售额就有8000万。

　　即算是已经成为企业中人，从西安深亚总经理徐东亮身上还是看不出很浓的商人气息，饱尝30年寒窗之苦的他至今对于放弃科研、弃学从商尚感些许遗憾，“但是，我们必须走出这一步”。徐东亮坚定地说。从1994年起，徐东亮就成为西邮电信系信息中心集成电路项目组的负责人，在国家项目资金支持下，1996年芯片设计成功，不少公司慕名而来。

　　在这期间，他逐渐意识到，以研究室的身份置身于学校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在说服校方同意之后，徐东亮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真正的商业生涯，由于IC设计是不少VC追捧的热山芋，深亚的融资之路也走的相对顺利。2001年7月，由香港翱科风险投资公司、西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高投)、西安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投资1520万元成立了西安深亚电子有限公司。

　　在西安高新区内，这样的企业众多。西安高校和研究机构群聚，很多人很容易就能拿着一个项目、一个技术出来拉个摊子，而这项技术往往针对某个行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因激烈竞争而消亡，而西安高新区又为创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政策支持。有中介机构认为，西安高新区在支持企业开张方面力度太大，单是高新区管委会就设置了诸如创业中心、创新基金、担保贷款、风险投资等诸多资金支持途径。按当地工商机关的统计方法：两年之内不进行年检的企业即为消亡的企业，高新区每年死亡的企业约在400家左右，而每年新注册的企业则约为1000家。至今为止，高新区内的企业已有近4000家。但这些不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企业进一步发展仍然面对着资金的瓶颈。

　　股改风暴

　　二板让康鸿和通源石油等在资金问题上看到了希望。2000年，为抢二板，高新区企业掀起股改风潮。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股改是第一次与资本市场的实质性的握手。仓促的股改让初次下水的企业多少吃了点亏，但重要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企业在经历股改蜕变后，纷纷开始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以谋求发展。

　　对西安高新区这批坚持技术导向并试图完成原始积累的企业而言，近10年的打拼结果是，资金上仍然处于一种创业企业状态。君同投资管理公司、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和金诚律师事务所是在2000年前后脚进驻西安高新区的。那时的契机是，二板市场在众人眼里就像是坫板上的鱼。虽然鱼最终还是滑出了手心，但二板的推出，让这些中介公司将注意力投向了西安的这些高科技企业，而股改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陈耀强第一次的资源整合，发生在1994年，其时康鸿一头扎进了高新区管委会的孵化器——创业大厦。1996年，康鸿拿到了一个替代进口材料的项目，并获得了高新区管委会创业中心对外的第一笔投资——10万元人民币，创业中心占40%，康鸿投入15万，占60%。1997年10月，高新区创业中心联合科委下属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对康鸿投资30万，这是康鸿的第二次融资，而目前康鸿总资本已经达到了850万的规模。

　　1999年前，由于资金实力有限，建不起生产线，康鸿始终是一边紧张地盯着市场，一边按市场的需求委托别人来做加工。当年8月，根据国际材料技术的发展趋势，陈耀强看中了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李龙土教授的“压电陶瓷变压器”。陈耀强当时投资了150万人民币给李教授作为研究基金。2000年1月，康鸿原始的5个自然人股东中，有4个人希望另立门户，陈耀强花了300万把四人手中的股权买了回来，但所有的业务被全部带走了，只留下了清华大学的这个项目。与此同时，高新区创业中心则以1比1.3把其一部分股份转让给陈耀强。转让完毕后，陈的股份为75%，创业中心为15%，生产力促进中心为10%。

　　这时，被吵得纷纷扬扬的二板市场让陈耀强决定立刻进行股份制改造，以争取二板上市。

　　康鸿的股份制改造进行的很仓促。“4月20日，开始讨论这件事，6月1日，全部材料到位，7月3日获得通过。”整个股改，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时间紧迫的后遗症是，“人家找你，价格比较低”。2000年，康鸿的资产评估每股可到2元，但康鸿当时并没有专门请人来进行资产评估，自己拍拍脑袋定了自认差不多的价，最后以每股1.15元成交。

　　康鸿变成股份制公司，资本由原来的850万增加到了4000万，13家股东中，陈耀强占36%，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拥有9%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陕西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占7%。此时，康鸿的重点业务是与清华大学的合作项目——压电陶瓷变压器。

　　分析下来，股改如此迅速的原因现在看来除了项目本身的价值外，至少还有二点，一来与清华大学的这个合作项目显然是整合了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的资源，受到相关部委的认同；二来，经高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推荐，成为西安市重点发展项目。康鸿决定结束委托加工的状态，自己上生产线。生产线估计总投资将在1.7亿左右，到目前为止，康鸿贷款4600万，国家计委投了1000万，信息产业部投资1800万。另外，陈耀强在自己的股份里拿出了100多万股，以每股1.15元的原始价格转让给了新的管理层人员。

　　通源石油的研发过程没走弯路，资金问题也一直并不突出。但到1997年，进入虚拟生产阶段时，通源石油对资金的需求浮出水面。1997年，通源石油的负债金额达到了300万，全部来自私人借款、高利贷，最高利息3分。1998年，陈坚打理的高新区管委会旗下的担保公司拿其无形资产做抵押，为其担保了一笔200万的贷款。张曦用这200万的贷款开始着手解决上游工艺阶段的产品加工问题。找谁加工？张曦瞄准了当时西安周围诸多的军工企业。从小在兵工厂长大，张曦发现，国家没有战事，花巨资装备的兵工厂没活干，严重的生产力过剩。张曦找上门去，一拍即合：“钱可以少付一些，先生产，剩下的可以以后给。”

　　远程导弹的推进剂用到地下，世界上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很少，而有同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就只剩下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美国价格高昂，井下每操作一米要价3000美元，而在通源石油这里，成本是其1/20，每做一米成本只需1500元人民币，具有相当的技术和价格优势。通源石油一面要为其贷款和债务支付相当高的利息，还要支撑研发、日常开销和市场开拓，1998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期间张曦甚至一度想以1000万的价格把通源石油卖给一家上市公司。

　　2000年，二板的春风刮到西安，张曦于是决定立刻停止出售行为并着手进行改制。2000年下半年，通源石油开始改制，和康鸿科技一样仓促，但却不如康鸿科技那样顺利。

　　张曦对资本市场一无所知。刚开始，通源石油发起，很多人来投资购买股份，会计事务所来看了后说这样做不可以，于是又花了5个月的时间对股份进行回收，然后才根据咨询机构的建议着手优化股东结构，引进了包括大港油田(下游客户资源)、天津钢管厂(上游加工资源)、海南的一家善于二级市场运作的公司和一些在该行业有资深背景的人。

　　2001年，通源石油股改结束。股改前张廷汉20%、张曦80%的股权结构，股改后变成了6个法人和7个自然人的结构，张廷汉的股份降至9%，张曦的股份为36%。股改后，通源石油资产上升到3360万，在资金量上满足了其在未来2、3年内的资金需求。

　　股改风暴扫过的结果是，高新区内原有的近百家具备条件的企业完成了从注册规模几百万到几千万的数量级上的跃升。

　　“海归”涟漪

　　西安的技术人才优势以及丰富的产业上下游资源，便于企业规模化生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观念的开放、态度的诚恳以及切实的帮助和支持也确实增强了西安高新区对“海归派”的吸引力。但这批靠风险投资注入长大起来的企业在入驻之后，多少还是会表现出对当地文化、观念、习俗的不适应。

　　很多人认为，刘平堂领军从事射频子系统设计制造的西安达威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大唐电信”。

　　回国创业，对达威公司刘平堂来说多少有点出于无奈。2000年9月，愿意听他讲“故事”的美国VC已为数不多。他不无感慨的说，“当时正是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电信市场也受到影响。从2000年的第四季度起VC投钱的兴致已经不高，甚至前一个星期还是被关注的热点，到了第二个星期就无人问津了。”2001年1月，刘平堂抱着看一看的心态回国走了一圈。1月9日晚9点半，他与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坚相见时，陈坚对工作的执着让他感到十分亲切，更为重要的是陈的官话不多，态度很是诚恳，对VC的运作也十分熟悉。刘平堂说：“我当时并没有决定是否回国创业，但是那次和陈坚交谈给我的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至于到底安家何处，刘平堂先后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进行考察，发现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无线射频技术行业门槛较高，国内熟悉的人很少，北京、上海的VC并不“兴奋”。而碰巧的是，西安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项目经理赵建明曾经就职于西安邮电部四所，深知刘平堂所持技术的含量，并来到北京力劝其入住西安高新区软件园。而恰好，这方面大陆技术人才的储备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石家庄，一个就是西安。

　　2001年8月，达威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为400万美元，其中从西安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和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融来200万美元，占公司49%的股份。对于陈坚而言，这是除了协同软件以外最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了。

　　在西安高新区软件园，艾斯普公司的“白板文化”很有点名气。一走进这家公司你就会看到几乎每块墙壁上都涂满了各种符号、数字和表格。

　　这是创办艾斯普的“海归”一族董其奇把美国企业文化、做事风格完全拿来的外在表现之一。董其奇曾在美国Sapient公司工作过三年，“十分认同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运作方式，而且希望把美国的企业文化、管理方式、经营理念照搬到中国”。艾斯普实行的“白板文化”、弹性工作时间制、甚至名片的设计都是模仿了Sapient公司。在商业模式上，董其奇认为，传统企业用户关心的不是IT产品，而是功能，因此他给自己定位为软件服务提供商。

　　中国的文化历来就不十分认同“生搬硬套”的作法，当时的投资商也大多是看创业者的产品与技术，而对服务的认同不高。因此在北京、上海等地董其奇的概念遭到冷遇。2001年3月，董其奇来到西安高新区办有关《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和过程管理》的讲座，会后结识了市科委主任姚引良，并受到了积极的邀请。

　　“看上去北京、上海对于初创公司的扶持做比西安职业化，但这只是形式上的。”董其奇说，“有的地方希望你来创业，也会给支持，但要求创业者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做。”2001年8月，艾斯普成立，注册资金700万人民币，西安创新投资公司(高新区与市科委合资的专司种子阶段投资的机构)、陕西投资集团等在其中都有投资。

　　何去何从

　　1991年5月，海星迅速成为康柏电脑西北地区的总代理。这一步被现在已是海星集团董事长的荣海总结为海星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没有给康柏做代理，海星可能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海星能在短时间飞跃，要归因于“技术崇拜”向贸易的转向——海星走了一条联想和方正的路，也曾一度获得和联想与方正一样的声名。

　　海星的成功，甚至引起政界的关注——1996年8月，原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省长程安东对“海星现象”分别予以批示，号召陕西的知识分子以荣海为榜样，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从那时起，海星实现了对政府资源的整合。至今西安高新区内的企业家们都感叹，他们中没有几个人具备像荣海那样的强大的整合政府资源的能力，而也恰是这一点使得海星集团的发展一路畅通！

　　1999年5月26日，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00万社会公众股在上交所发行，发行当日即锁定申购资金1221亿元，超额认购380倍。也就在这个时候，海星发现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已经形成IT、超市、房地产与饮料4大产业。在全国工商联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中，海星排16位，营收总额居整个西北民营企业之首。走到这一步，荣海已经感受到危险。海星已经足够大，但海星还不足够强。以至于西安市政府一个高层领导不无讽喻地说：“海星生的孩子太多了，别弄得哪个都养不好。”荣海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用荣海的话说：“上市后，公司资金上有发展，而管理上却没有显著发展。”因此，2000年起，荣海开始对海星进行“大手术”。“大手术”的具体细节尚不得知，但肯定这次调整是“振荡性的”。

　　与海星的多元化扩张之路相比，东盛则走的是一条依靠资本市场横向扩张的路。东盛创始人郭家学1992年注册“人民医电”，代理医疗设备。很快，郭家学转行做起了茶叶生意，当时中央给陕西拨了一笔扶贫资金，郭家学便把扶贫的资金和陕南的茶叶整合在一起，完成了东盛的原始积累。随后，郭家学打起了市场，据说当时西安市到处都可见到东盛的广告，在市场声势上成为了一家大企业。1996年左右，适逢国有企业改制，东盛便以零资产的方式收购了宝鸡一家制药厂，发起成立东盛科技股份公司，当年收益几千万。从此，郭家学在资本市场的兼并收购运作一发而不可收拾：收购青海铜仁铝业，买壳上市；随后收购输液公司和合资工厂。并在2000年收购因盖天力和白加黑而知名的启东制药厂和青海省一家生产麻醉药的公司。

　　通过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成功运作，东盛科技迅速完成了规模扩张。如今，东盛已把总部移师京城，郭家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专注于下一步的资本运作。

　　想要移师北京的还有通源石油的张曦。张曦敢想，他想让通源石油用十年的时间把销售额做到10亿美元，利润达到3个亿。他花巨款在北京购买了阳光广场的14层，计划把研发、生产和结算放在西安，把人力资源和市场销售部分东移京城。因为张曦眼下考虑的是：如何让企业于年底上市成功？他和他的企业是否已经为如此紧迫的上市做好了准备？

　　力邦的资金始终没有太大的问题。1998年，当力邦还处在一个月的幼儿期，陈坚的创新投资公司投了150万，占其10%的股份，还有150万的优先股。而如今的资产评估显示，当年的150万已经成了3000万。但是杨丰收现在最想做的事也是境外上市，在他看来，竞争已经过了凭借产量、价格、政策、体制差异的阶段，当前已经集中在中西方结合快慢的差异上。

　　杨丰收是个有些腼腆的人，心思细腻，在管理国有企业时所受到的伤害多少留下了些后遗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害怕那种无力控制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面对资本市场，有黔驴技穷的感觉”。所以他总感觉在西安做到一定程度后，理念上提升很困难，于是也在北京赛特大厦19层租了80平米的房间设立虚拟总部，一半的时间呆在北京，用他的话说，就是“主要解决思路的问题和寻找能把技术与市场进行很好结合的管理人才。”

　　当年西安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知遇之恩和与陈坚的一面之缘，刘平堂最终下定决心落脚西安。但是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他还是感到，开始以为在全国哪个城市创业差别不会很大，但是现在看来从软硬环境上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按照他的计划，达威将把北京作为开拓市场的营销中心，西安作为批量生产的基地，研发还是要放到美国去做，至于总部的去留问题，刘平堂还没有答案。另外，以海归派为主体的创业企业，多数人不是西安人，而像刘平堂和董其奇等人更是在此之前没有到过西安，让其很难适应当地干燥多尘的气候，因此最终选择总部的转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西安的企业有着自己极为强烈的个性。事实上，在这几个城市中，北京与深圳近些年都诞生出了一大批大型的现代企业，如北京有联想、深圳有华为等，但上海与西安两个城市却很少有建树，这里其实有着很深的地域文化原因。上海是由于当地的政府力量过强、过于有效率的缘故；而西安很少诞生全国性品牌企业的原因则是因为过度的技术导向以及由于地域与文化等原因所导致的市场意识的高度弱化。

　　宏观地看，深圳的企业发展可以概括为是市场主导型，北京则可概括为是产品主导型；而上海则是以实施和改良见长，那么西安则可以概括为是技术主导的研发型发展模式。

　　作为高新区发展典范的美国硅谷，其企业分布有一个明显的特色：众多的中小企业吸附于大型高科技企业生存，从而成就了硅谷的辉煌。很显然，西安高新区内至今仍缺乏这样的参天大树，而由于地缘的缘故，真正成长起来的企业也势必会离开西安而到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地方。

　　因此，无论是西安高新区本身，还是居于其中的企业，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开放的市场情势下，如何界定自己在全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定位则是重中之重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看来，西安高新区及园区内的企业较为现实的发展策略就是成为跨国公司及国内相关大企业的研发及外包生产基地，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大后方和后援平台。因此，对于园区内大多数较小的企业而言，尽早的“择郎而嫁”也许正是过度技术主导型企业的一条良好出路。

　　科技“围城”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投资体系演变

　　软件精英的梦想起点

　　第二部分：城外之城——西安“新城”的崛起

   股票短信一问一答，助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