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北京)

　　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年秋季的“十六”大，将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过去的“十五次”，已经记录在历史的档案里。而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将写下新世纪党代会的第一页。认真研究上世纪的“十五次”，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对于开好新世纪的“第一次”，也许很有裨益。

　　为什么召开党代会？

　　为什么召开党代会？这几乎是个常识问题。但就好像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常识问题恰恰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搞清楚什么？实质是搞清楚党代会的职权、地位、任务和作用。查查一大通过的党纲，还真没有关于为什么要开党代会的规定性条款。字里行间，只有个别限定性的措词涉及到党代会，如：“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此可以推导出，党代会的职权之一，是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由此又可以推导出，党代会的另一个职权，是制定和修改党纲。因为是上个世纪的“第一次”，所以有一点含糊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开始明确“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对党代会的地位、权力以及干什么事有了一些初步规定。到1927年6月的党章第三次修正案，则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四个方面的工作：“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审查与修改党纲及党章”；“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按照“十五大”修改后的现行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共有六个方面：(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听取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四)修改党的章程；(五)选举中央委员会；(六)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实，无论什么样、什么性质、多大规模、多大权力的会议，归结起来，为什么要开？一句话：为了解决问题。谁来解决？全党的问题就要全党来研究解决；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解决什么问题？按照党代会的职权，要解决的是对上届中央机构工作的审查和批准问题、党纲党章的制定和修改问题、党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问题、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问题。开会不是为开会而开会。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党都面临着一些特定的需要研究和决定的重大问题。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权，深入地研究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决策，并且相应地落实到党纲党章及有关决议、政策、措施中，以此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指导—这样的会议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会议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平淡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回顾20世纪的十五次党代会，多数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真正履行了它的职权，研究了紧迫的重大问题，并且做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决策，因而对当时党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一次党代会，解决了建立一个新型政党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第二次党代会，划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阶段问题。随后的几次党代会，都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些紧迫问题。第七次党代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为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第八次党代会，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确定了党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纲领、路线和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十二大”到“十五大”，都解决了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逐步深化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了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有没有虽然履行了职权，但未曾解决问题、甚至把问题搞得更乱、更糟的会议呢？也是有的。“九大”就是把问题搞得更糟的会议。“十大”，由于整个路线方针是错误的，所以，并没有解决问题。“十一大”，想解决一点问题，但由于基本的理论错误没有纠正，所以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还有一种情况，党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环境和非常重大的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党代会并没有能够及时召开，因而，并没有履行它应有的职权。比如说，从“六大”到“七大”，间隔了17年。这期间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像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甚至像抗日战争这样的大事，都是通过其它形式而没有通过党代会来研究决定。“七大”到“八大”，间隔了11年，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也不是通过党代会来研究决定的。“八大”之后，“八大”制定的路线被改变，发生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国家体制、审查和处置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通过党代会来研究决定。这算不算一个缺点呢？有没有教训可以记取呢？好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代会的职权已经逐步清楚，召开已经逐步规范，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应该说是总结和记取了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党代会有哪些职权？如何很好地履行它的职权？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又是需要不断搞清楚的问题。党章赋予了党代会最高领导机关的职权。凡是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都应当由党代会来研究决定；召开党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党代会是议大事、定大策的会。总结20世纪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对党代会的职权、任务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怎样召开党代会？

　　搞清楚党代会的职权，还要继续搞清楚如何履行它的职权。怎样召开党代会，就是一个如何履行职权的问题。党代会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研究重大决策的会议。回顾已经过去的“十五次”大会，我们可以看到在履行党代会职权方面很多有意思的做法。首先，我们看到，有些会议，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将会议的议题、内容事先通知党员，征求党员的意见。比如，192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党代会，事先就于1924年8月31日，由中共中央向各地发了一封信，要求各级组织：“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种问题发表其意见，并于小组会议时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个人有特别意见者，指令其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据现存的档案资料，当时就连远在莫斯科的中共旅莫支部，也给中央写来了专门的报告，不仅汇报了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情况，而且各种观点多少票、都详细记录在案。(见电视文献片《光辉历程》)其次，我们看到，多数会议，都能够围绕主题展开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意见，最终达到思想政治上的统一。“一大”出席13人，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历时9天(包括转移会场的时间)，通过一个纲领、一个决议。“二大”出席代表12人，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历时8天，通过9个决议案。“三大”出席代表30余人，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历时9天，通过7个决议案。“四大”出席代表20人，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历时12天，通过11个决议案。“五大”出席代表82人，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历时13天，通过7个决议案。“六大”出席代表142人，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历时24天，通过18个文件。“七大”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历时50天……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发现，出席这些会议的人数并不多，但会议的时间却并不很短。代表们是在干什么呢？如果没猜错的话，他们一定是在认真地讨论会议的有关议题。只要看看会议通过的那么些文件，就可以得到证明。这样说，绝不是认为会议时间越长越好，通过的文件越多越好，而是意在强调，会议的灵魂和实质在哪里？在于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讨论和研究问题。比如，在“八大”上，除了毛泽东作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之外，还有113人作了大会发言，70篇未刊发言。这些发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像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就是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多数大会，在讨论中都会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发表和讨论。如“三大”对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是蔡和森和张国焘。两种意见都充分发表了。最后通过的，仍然是正确的决议。在有些大会上，不同的意见可能恰恰是正确的意见。比如在1927年的“五大”上，陈独秀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报告。但代表们对此报告却十分不满，报名发言的就有38人。但可惜的是，正确的意见未能被接受。直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错误才得到纠正。党代会的目的，是要达到思想政治上的统一。这是任何大会都必须努力实现的要求。会议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这里。一般情况下，“一致通过”反映了全党意志的统一。但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一致通过”，未必就是好事。比如“九大”，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大会通过的党章，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至今我们未听说大会上有多少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只不过是“万马齐喑究可哀”而已，并不能真正消除内部思想实质上的分歧。所以，大会之后两年零五个月，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就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引起举世震惊。可见，如何处理思想活跃与思想统一的关系，实在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既要充分展开讨论，又要保持思想政治上的统一，两者必须有机结合，防止任何偏颇之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总结过去，这是需要非常谨慎处理的一门政治艺术。第三，我们还看到，凡是成功的大会，都有某些成功的建树，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有重大的创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伴随着党的脚步前进，党的建设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洗礼。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能够定期召开，正常举行，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十二大”到“十五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重大的创新，从而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向前迈出坚实而有分量的一大步。“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胡耀邦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新的观点，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会还设立了顾问委员会，创造了新老合作与交替的有效形式。“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明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邓小平的构想正式表述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随后于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科学地概括和评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还完成了党的又一次新老交替。“十五大”继续前进，总结了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鲜明地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明确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十五大”因此而成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里程碑。

　　“第一次”怎样成为“第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20世纪的历史已经过去，新世纪的篇章已经翻开。中国共产党连同自己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六大”，也将历史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第一次”是什么意思呢？不言而喻，它首先是从时间上说的，是指“新世纪”这个时间段里的“第一次”。从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上来说，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事物运动延续性和持续性的表征。像公元纪年、新世纪、旧世纪等等，都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并没有其它任何特殊的意义。但是，在科学上很普通的东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标志，赋予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概否定特殊标志的特殊价值。关键是，事物的分量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自身有重大价值，自然会在历史上永远闪光；自身没有价值，很快就会成过眼烟云。这样较为全面地来看，“第一次”的界定就并非无关紧要。特殊的标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遇。新世纪的“第一次”—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一笔。而如果进一步在自身的内容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那么，“十六大”就有可能以真正具有深刻内涵的“第一次”，而载入21世纪的史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新世纪的“第一次”连着上世纪的“十五次”。前后相继，继往开来。既要总结过去，又要开拓创新。既要发扬光大，又要有新的建树。过去与未来，“第一次”与“十五次”，就是这样一个辨证统一的关系。从总结过去来说，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应对了国际国内的各种考验，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的课题，做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都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和成就。所以，“十六大”完全有必要、有理由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推进的事业、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十四大”曾经对改革开放以来14年的历程作了一次总结。“十六大”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历程作一次总结，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发扬光大来说，上世纪的“十五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有丰硕的成果，也有痛切的挫折；有可歌可泣之业绩，也有可笑可悲之谬误。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应该认真地发掘，不能轻易忘记和抛弃。特别是那些优良的传统，都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以后才形成的，更应该加以继承和弘扬。包括党的代表大会是什么性质的大会，具有什么样的职能和任务，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开，应该有什么样的建树，开成什么样的大会，等等，过去的“十五次”都有许多经验，也能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要把“十六大”开成成功的大会，不能不研究这些经验。与此同时，“第一次”毕竟是“第一次”。没有开拓进取，就称不上是真正有内涵的“第一次”；没有重要创新，也称不上真正有价值的“第一次”。“第一次”要名副其实，就要在其内涵、方式上有重大创新、重大推进，能够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第一”。从开拓创新来说，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也提供了这样的背景和条件。新世纪，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七一”讲话的发表，又标志着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个新阶段，毫无疑问要求我们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能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决策，开创新局面，通过“十六大”的召开，真正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新的建树来说，一次党代会，只有真正适应时势发展的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个或几个重大的建树，才有可能对社会起大的推动作用，也才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上世纪的“十五次”，不少有大的建树，所以，起到了应起的作用，也使人们久久难以忘怀。在迎接“十六大”召开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已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指导我们建党治国的战略思路和伟大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上下功夫，我们必然能取得新的成果。事实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重视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2001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了7个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2001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这是更带有深层次、规律性的问题。在准备“七一”讲话以及“七一”讲话以后，党中央又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组织力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将有助于为“十六大”的召开做好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也有理由相信，“十六大”一定能够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上，有与其“第一次”相匹配的建树。在党代会召开的方式方法方面，如何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把历次党代会提出的关于党内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党内民主有新的更大的发展，这也是“十六大”能否有建树的方面之一。在这方面，“十五次”有许多好的经验和启示。再把眼界打开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内民主方面有很多宝贵的思想财富，列宁在召开党代会方面有过很多重要的方式方法。至于其它国家共产党，经验教训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只要认真继承和借鉴，就能使我们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当然，如果有若干“第一次”创新，那就更加理想了。总之，我们希望，“十六大”能够真正作为新世纪的“第一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开创若干值得列举的“第一”，在推进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作者为中共党校校务委员、科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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