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8年3月15日，朱镕基在当选为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村班直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去年底开始，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开始了第二波“海选”。这场几亿人口参与的直接民主选举的试验，值得我们付出多一点“痴情”。作为一种对原有权力转移方式的变革，它无疑要经历许多冲突。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温良恭俭让”。同时，当 人们逐渐接受这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习以为常之后，民主自身的逻辑使得这场海选也出现了一些多少有些异样的东西。不管这是不是在决策者的初衷之列，它们注定要考验主管部门的“办法”、上级的“指导”以及对政治的理解和对民主的真诚。

　　一个“选举卫士”的遭遇

　　本刊记者赵义发自江西安义

　　毛华，一个在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邹家村做过7年村委会会计的农民。当地报纸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是“选举卫士”、“护法”功臣。

　　“我是第一次海选中流过血的人，”他这样说，“要不是有人拼命相救，我就被毛洪涛雇来的两个杀手用砖头和铁棍打死了。”—毛洪涛是1999年邹家村第一次海选以前的村委会主任。

　　对毛洪涛等人的判决书中这样写道：“1999年换届选举中，因候选人得票均未过半数，此次选举无效，毛洪涛继续留任村委会主任一职。该村村民毛华为此事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告人毛洪涛对此怀恨在心。”

　　对于那次换届，在当地大张旗鼓的宣传中，村民们最喜欢这样一条标语：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干部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这对他们是一个机会。他们对邹家村财务混乱的状况早就十分不满。毛华家里经常坐满了村民代表，他们对这名正直的前村委会会计说：抓几只老鼠出来！

　　毛洪涛是石鼻镇水管站正式职工，户口早就不在邹家村，是没有资格成为候选人的。但石鼻镇村委会选举指导小组还是在候选人的名单上加上了毛洪涛的名字，而毛华的名字则在政审的时候被拿掉了。理由是毛华还拖欠着村里的提留。毛华说，自己的提留已经被村里欠自己的工资抵掉了。镇上找毛华谈话的时候，毛华指出了这一点。镇上的答复是：没有正式手续，什么也证明不了。

　　到了选举的时候，镇上指定的候选人包括毛洪涛统统落选(基本上是原村委会干部)，而毛华仅仅差几票就能过半数。有很多村民填了毛华的名字，但由于没有按规定的要求在名字前面画圆圈而被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宣布无效，为此差点发生冲突。结果，只有一个女性候选人的票数过半。第一次海选失败。

　　于是，落选的毛洪涛等原任村干部仍然当着村干部。按照规定，应该在10天之内迅速组织第二次投票补选。实际上，补选在将近一年之后才来到。

　　这次补选是毛华带领村民“跑”来的。毛华和镇里某个主要领导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毛：迟迟不补选是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

　　某：现在老百姓的素质太差了，再选也失败。

　　毛：那我要去告状。

　　某：在石鼻镇，告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事实证明，这个领导说的话十分有“预见性”。补选前夕，2000年8月9日，毛洪涛雇用了两个杀手对毛华痛下杀手。

　　2000年8月30日补选正式选举开始的时候，村民发现，镇上在候选人名单上再一次加上了毛洪涛的名字。

　　镇上此时到底知不知道毛洪涛就是雇人行凶的主犯呢？案发之后几天之内石鼻镇派出所就查出了两个凶手是谁。并且，通过目击者，他们了解到，在案发前，况景发(也是水管站职工)专门请这两个凶手到石鼻街上一家饭店喝酒。在这次酒宴上，毛洪涛就在座，这一点可以为目击者证实。按常理推断，这个事实，派出所也是知道的，也就是说，派出所应该知道毛洪涛与这个案件有牵连。根据《江南都市报》的报道，由于凶手作案完毕外逃，派出所在了解到案发前况景发曾经请两个凶手喝酒之后，随即勒令况景发交纳3000元的保证金，其中1500元支付给毛华垫付医疗费。而按照后来判决书的说法：“案发后，被告人毛洪涛付给毛华医疗费1500元。”如果以判决的说法为准，再根据8月15日当地派出所就将这个案件移交给安义县刑侦大队这一点，至少可以断定：案发后，不出一周的时间，派出所确实已经知道毛洪涛是主犯。

　　案发20多天之后，在真相已经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毛洪涛这样一个以血腥手段对付竞争对手的人物竟然还是被镇上确定为候选人之一。在镇干部和派出所干警的严阵以待之下，村民最终还是拒绝了毛洪涛。毛落选之后，镇上放出话来，要任命毛洪涛任邹家村的村支部副书记。

　　而上述案件被移交给安义县刑侦大队之后，4个多月迟迟没有见任何动静。甚至上门向目击证人取证、调查这样的工作都没有做。刚刚伤愈、还有后遗症的毛华又开始了新一轮奔波。

　　毛华不无辛酸地告诉记者：“你不告，他们什么都不做。你往上告一点，他们才动一动。”

　　2001年2月11日，在打黑除恶行动中，随着一名凶手无法再忍受逃亡的日子而自首，毛洪涛终于落网。5月27日，毛洪涛被列入安义县首批宣判名单。当地媒体将这个案子称为是南昌境内三起重大黑恶势力违法案件，和银行抢劫杀人案、抢劫、绑架、枪击警官的特大刑事案并列在一起。

　　安义县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毛洪涛有期徒刑两年。毛华不服。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向检察院指控毛洪涛有破坏选举罪，应该数罪并罚。检察院的答复是：根据1997年的《新刑法》量刑解释，破坏选举罪中的选举不包括村委会的村班直选。

　　“选举大餐”和出钱当村长

　　本刊记者刘志明陈伟民发自广东东莞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两个已经习惯直选的地方。一个发生在广东东莞，一个发生在浙江义乌。

　　人们对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赤岭村并不陌生。2001年12月1日，赤岭村工业区某幢商业楼在擅自加层的施工中轰然倒塌，造成10多人死亡。事后，包括赤岭村原党支部书记、原村委会主任在内的诸多当事人被处置。此后不到两个月，赤岭村举行换届选举，不料，风波又起。

　　这场风波是因为选举中的“请客吃饭”。据知情人说，参选者为争取选票，从2001年12月10日开始，争先恐后宴请村民，举行“选举大餐”。参选人指使亲戚、朋友在村民中拉选票，主要方式就是请全村村民吃饭。其拉选票的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派人将赴宴邀请函送到每一个村民家中，并每天租用七八辆专车负责接送村民往返，如何分头负责，如何保证票源，似乎都有明确的划分。有的参选人还雇人拉票，按拉到票数的多少付资。被拉到的人还有红包，几百元不等，最少的也有100元。按知情人的说法，在一个月里，参选人最少的花费在15万元左右，多的高达40～50万元。

　　新班子上任不久，便迎来了东莞市相关部门的调查。调查最终是不了了之。

　　赤岭村新任村委会主任蔡创志坚决否认自己曾经通过请客吃饭拉选票。蔡原来在厚街镇农村信用社工作。由于年轻，镇上也很想培养他。蔡在村里的人缘很好。

　　镇上一名负责选举工作的陈姓干部则把这场选举风波归结到厚街人的“好吃”上。他说：“厚街人是很好吃的，大家是亲戚朋友，经常出去玩玩。在珠三角，厚街的经济比较好，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差劲到吃一顿饭就投你一票这样的地步。选举有规定：不送钱、物，不要许诺人家。我们是按《选举法》做的，绝对没有违法。参选人要推荐自己，但决不会强加于人。比如，我要竞选，你是我同学，我问你：我要竞选了，你投不投我一票啊？这是很正常的，他们总不会去支持很差劲的。”

　　赤岭工业区拥有40多家工厂。赤岭村本村人口约3000人，2001年的资产近2亿元。一谢姓生意人说：赤岭本地人家大都会有几十万元的家产，村中大把的人拥有豪华小汽车。

　　当初竞选村委会委员但最终落选了的叶干兜也有相似表示。叶干兜竞选之前在工厂给别人打工，现为赤岭村上角组的组长，月收入1000多元，在本次选举的参选人当中，相对贫寒。叶也把选举中请客吃饭局限于朋友、亲戚间。他说：“大家是很好的朋友，晚上会经常出去坐一坐。我的朋友也叫过我，但我也没有钱请这么多。成功了的竞选人事前做的准备也比较好，能够让人熟悉、了解他。组里人多为本片的邻居，我平时和他们交往多，所以选我当小组组长。”

　　不难看出，厚街镇有一种很浓郁的“吃喝文化”。记者见到叶干兜时，叶正坐于村中小篮球场上的酒宴间谈天说地。小篮球场上架着简易遮阳棚，棚下几十张桌子堆满了杯碗盘箸，每张桌子旁都坐满了说笑着的男女老幼。

　　所有的当事人在对记者描述当时情况时都在警惕，掩饰，躲避。对他们来说，请客吃饭，拉选票，似乎已使本来光明正大的民主选举失去贞操。

　　在浙江省义乌市，我们看到一种比赤岭村“利益”色彩更浓的现象——老板捐款参政。义乌市民政局长何占奇说：“尤其在义东、义北一带，差不多全是有钱人当村委主任。”这些老板纷纷对村民解开了自己的钱包。比如廿三里镇华溪村虞廷顺承诺，若能如愿当选，愿资助10万元，其中2万归老年协会，8万用于清理村里垃圾。陈陀村的任中济，一家化妆品公司的老板，承诺“村里的军属优抚款，我来承担”。有些不这么直接的，他们承诺的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其实也都是自己掏钱。

　　义乌的不少村子，至今仍然张贴着写有“承诺”、“我们的承诺”字样的大红纸。“这种方式，大家都有些习惯了。”一个村民告诉记者。

　　虞廷顺这样解释他的动机:“3岁没了爹妈，从小苦出身，改革开放后，赚了点钱，家里条件也还马虎。我的意思是，要是行的话，就给村里做点事吧。”

　　何占奇肯定了这种能人当头的现象。事实上，义乌在10年前这种现象就很普遍了。最经典的肯定来自在廿三里镇镇政府工作的陈秀芳：“老百姓对他们相信一些。至少，他们不大会拿村里的钱。”

　　当地的村民几乎都说“这是好事”。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要捞更多的钱”。到目前为止，义乌有关方面对这一现象的基本态度是：“不是很提倡。”

　　相信农村的选民

　　本刊记者赵义

　　3个故事涉及的是一个主题：村班直选。

　　多年前人们也许并没有料到，被认为是“严重的问题”的农民竟然是直接选举的最先操练者。在一个所谓“全球化”的年代，他们的作为甚至已经关乎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

　　但是，像毛华这样的例子也不是个别。也许有人会说，民主是一种理想。理想的实现总需要有人奋斗和牺牲，所以，流血并不奇怪。是的，神坛上是需要祭品的。但是，无法让人释怀的一点是，毛华只是认真对待《村委会组织法》而已。

　　在法律之外，毛华将这起血案的真凶叫做“镇村官场”。有可靠的事实可以证明，镇上对正式补选前的毛洪涛干了些什么，心里是清楚的。可是，在毛洪涛被拘捕前，石鼻镇一路为毛洪涛保驾护航，铁了心要为毛洪涛在邹家村谋得一席之地。为此，镇上不惜违反候选人资格条件的规定。失败后，他们又要将这样一个雇人行凶的主犯送到支部副书记的位置上。

　　民主本来就是一种和平的权力转移方式。当人们谈到民主的意义的时候，一般会用设问来回答：为什么是用数人头的方式而不是用砍人头的方式？但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推行直接选举的时候，我们收获的除了更加文明的政治行为方式之外，还有些许残酷。

　　这样的先行者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没有这些在海选中勇敢站出来的平头百姓，直接选举的光彩就要被大大减弱。如果他们不能表现出某种与过去决裂的风气的话，选举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们把眼光转向东莞市厚街镇赤岭村和义乌市廿三里镇华溪村的时候，那里呈现的却是另一种图景。

　　邹家村的选民是在血腥味犹存和派出所干警的注视下走进补选会场的，赤岭村的选民则是在可口酒菜的回味中走进选举会场的，华溪村的村民更是带着对候选人丰厚承诺的挑剔眼光走进选举会场的。第一个故事中，各方面的内心都紧张；后两者，只有候选人的内心紧张，落选的人心境也是平和的，失败了，也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比如，赤岭村一名候选人落选后就跑到越南忙自己的生意了。

　　镇上的意志也没有和直接选举发生什么冲突。赤岭村新任的村委会主任也是镇上意欲培养的年轻干部。廿三里镇党委书记朱江龙唯一的担心是“万一光是嘴巴说说，实际上兑现不了”。但他同时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表态，那我就支持你，创造条件让你的承诺兑现”。

　　毕竟，这里没有了流血。

　　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赤岭村的苦恼是出在吃饭上面—候选人大摆宴席招待村里的男女老少。媒体讽刺他们是在搞选举大餐，东莞市也派了调查组；一面是笔伐，一面是上级来人带来的政治上的压力。新任的村委会成员极力否认吃饭问题，生怕自己“政治正确”的形象受损。而上级对义乌市的老板捐钱参政的态度虽然温和，但一时也找不到什么法理或政治主流话语来支持。

　　当民主显得过于理想的时候，先行者就可能流血，即使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正如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容忍没有革命气质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一样，要发展民主，就必须容忍候选人以利益而不是自身的英雄气质或道德力量来吸引选民。在赤岭村，这就意味着你就要容忍候选人以吃饭的方式来接近选民；在华溪村，这就意味着你就要容忍老板们动用自己的物质财富参加角逐。

　　著名比较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在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以物质利益交换选票的现象是普遍和难以避免的。

　　发展民主的本意除了增强选民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认同之外，更要让他们体会到做主人的感觉。也就是说，未来的仆人要主动来动员我，未来的仆人要对我做出承诺。这就是隐藏在吃饭或清理垃圾这些物质活动背后的精神价值。

　　关键的问题是，你要相信中国农村的选民。我们很难想像，赤岭村家底殷实的选民会将选票出卖给一顿盛宴，华溪村的选民会躺在候选人的空头支票上睡大觉。如果我们的选民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么，即使我们严厉禁止请客吃饭或者捐款参政，那也毫无意义。

　　而且，即使我们容忍了这些，也不意味着民主的变色。毕竟，我们还有对法治的信心，村民还有民主管理和罢免的权利。我们只是把战线稍微拉后了一点而已。

　　显然，我们还没有将民主完全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媒体习惯性地从吃饭这个举动上直接联想到不可告人和应该以法治之的幕后交易。有些人也习惯性地从老板捐款参政上联想到用小钱捞大钱的经济人本性。在上级对选举的指导性规定中，我们也看到了以规范面目出现的防范之心，比如候选人亲自向选民介绍自己的治村方案和措施必须是在村民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下进行。

　　如果说，将理想变成现实，还有英雄人物出来担当某种牺牲；而要解决民主的技术性问题的时候，回避成了最常见的选择。毕竟，国人浸淫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政治教诲已经2000多年了。

　　民主，有太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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