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曲力秋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已经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打破垄断。正在推行的反垄断,是中央代表全体消费者和那些垄断利益集团的一场博弈,胜负取决于中央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
胡鞍钢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敏锐把握,使得他的研究显示出与政策调整的惊人的同步。80年代中期以来,他对中国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经济波动周期、地区差距、正税养军、分税制等,均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而他锋芒毕露、坚定鲜明的见解,又为他赢得了“胡大炮”的美称。
前不久,他的关于反腐败的一系列言论,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现在他又把他的研究重心转向反垄断。
打破垄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记者:您为什么要把反垄断作为最近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
胡鞍钢:70年代末在中国开始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作为市场经济的天敌——垄断问题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以下特征:
(1)具有自利动机,寻求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最大化。(2)属于分利集团,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尽管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非常巨大。如电力系统累计投资额达8000亿~12000亿元。但仅有200万从业人员,每年仅象征性地向国家上缴利润70多亿元;(3)排他性。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竞争,妨碍要素自由流动,从而进一步强化其垄断地位。如银行界的工、农、中、建“四大家庭”,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不仅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压制民营金融业的发展。(4)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制造所谓的“政府失效”,一旦要改革,打破垄断,他们会首先站出来反对。(5)既得利益具有刚性,其绝对利益必须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必须上升不能下降。
这些特征表明,行政性垄断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的制度性瓶颈。
记者:垄断问题在前些年就被提出来过,但是理论界和政策部门并没有投以很大的注意力,是不是近些年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极为突出的地步?
胡鞍钢:是这样的。垄断的实质是扭曲市场价格和竞争关系。就某个垄断企业而言,它可能会赚取巨额的利润,譬如中石化2000年盈利达500亿元以上,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它以低效率为代价,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美国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同等条件下,自由竞争市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垄断市场2.7个百分点;垄断市场的工资水平远高于自由竞争市场;自由竞争市场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垄断市场;垄断市场上消费品的相对购买价格远高于自由竞争市场。可见,垄断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增长,被称之为“发展的障碍”。
势在必行
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由此引起的各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已经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反垄断作为当前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会不会激化矛盾,使改革陷入困境?
胡鞍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市场化指数来衡量,1979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指数为25%,1992年为62%,1997年为80%。从供给角度考察,制造业中国有成份的比重已从80年代初的78%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经济成分趋于多元化;从需求角度考察,消费品的价格趋于下降,消费者支付的相对价格不断降低。这些变化的发生,得益于打破垄断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显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多元化的产权格局,开放市场,是我国经济改革最主要的经验总结。而制造业的改革经验,又为其他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服务行业改革提供了一种“知识资本”(Knowlege capital)。
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打破电力、通讯、民航、铁路等部门的行业垄断。今年通过的“十五”计划又增加了公用事业。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有关文件明确指出,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和重组;对垄断行业改革和重组的方针是“推进政企分开,强化竞争机制,推行现代化服务方式,实现规模经营,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妨碍竞争的行为”。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打破垄断,我们称之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反垄断的四大战役中,电力行业首当其冲。2000年我曾到四川二滩水电站调研,当时的出发点是研究投资额高达280多亿元的二滩水电站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为什么会连续两年亏损?调查发现,中国电力系统存在严重的块块分割和条条封锁。我的调研报告《二滩为何连续亏损》震动了中南海,成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导火索。2000年8月,国务院正式成立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接着,反垄断风潮逐步波及到通讯、民航、铁路、公用事业等领域。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一场反垄断的攻坚仗将全面打响。
收益高于风险
记者:回顾我国的改革历程,市场取向的改革,每一步都可以说是步履艰难,难就难在它是对社会成员原有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推动的打破垄断显然会引发更多的冲突,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您认为现在正在推行的反垄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胡鞍钢: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我们现在进行的反垄断实际上是中央代表消费者和那些垄断利益集团的一个博弈,胜负取决于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现在看来,中央是有决心也有意愿向垄断开刀的。
记者:这会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较量?是你死我活的吗?
胡鞍钢:不是。反垄断并不是搞阶级斗争。对垄断行业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首先要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这些行业;其次,要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把它们从“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这些垄断行业的领导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更不应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最后,要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
记者: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会不会造成这些行业的工人大批下岗?
胡鞍钢:会的,但是这个风险被有些人夸大了。现在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就有人把工人造反作为反对的理由。我计算了一下,现在的一些垄断行业譬如电力行业,工人下岗率不超过1%,但是在制造业,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0%,个别地区已经超过40%。中国在1996年到1999年的四年里,已经有4100万的工人下岗,但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平稳过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四年内解决了4100万工人的下岗问题。所以说,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打破垄断能够降低成本。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从制造业的竞争中获益了。他们同样也会从基础设施的反垄断中获益,像长途电话费引入竞争机制后,差不多下降了40%。所以说反垄断虽然有风险,但收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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