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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延礴
为什么是电视？
电视一直是很牛的媒体，电视记者当年也比文字记者牛太多了，我做文字记者的时候曾经想过，要是什么时候能够支配电视记者，我的心理会平衡一些。——王长田
——俗话说三十而立，而你正是30岁这年介入使你走向成功的电视业的，正确地选择自己的方向在很多人看来是件比较难的事，你的选择是出于直觉还是对自己实力的认识？
王：生于60年代的人，今天刚刚界于30到40岁之间，这是人的躁动期，这个年龄段的人背负着家庭、社会以及个人的三重压力，如果30岁还没有起步的势头，40岁还没有成就，基本上这个人也就没希望了。30岁之前我一直在寻找，92、93年的时候我曾经跟着那股下海经商潮到哈尔滨去做生意，做进口涂料，但是单纯的经商在我来说不大适合，你必须要有推广市场的韧劲，不断地和建筑商和设计师打交道，但是我没有做到，结果不赔不赚地又回到北京做我的记者，记者做得还不错，但是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个经商的料。
在我29岁的最后一两个月，有一个机会让我去北京电视台做《北京特快》。直到今天。经过这几年真正在商海里扑腾，我发现我还是具备经商的基本素质的，包括知识储备和心理承受能力。
——为什么是电视？
王：电视一直是很牛的媒体，电视记者当年也比文字记者牛太多了，我做文字记者的时候曾经想过，要是什么时候能够支配电视记者，我的心理会平衡一些，但是从没想过我会走进电视，恰恰有这么一个机会，《北京特快》希望采取报人和电视结合的机制做一个新的节目，看看能不能创新，果然也就创新了，从形式到内容。节目1995年7月1号开播，当月就进入了黄金时段，这是一个以大众财经生活为内容的新闻节目，一位外籍记者在写给中央台的信中说，如果说中国有哪个电视节目能和国际接轨的话，那就是《北京特快》了，中央电视台在接受南京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北京特快》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以致于他们被迫改版。
——你在这个节目中的角色如何？
王：策划方案是我写的。现在看来，这个节目的制作还比较粗糙，而且一些手段的使用也违背了电视的原则，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在一个节目的初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角度、内容、风格。
——你认为你的哪一方面素质使你能够把握今天电视的要义，而为一个节目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王：拥有两方面素质，一是悟性，二是投入，这样你就能把事情做好，其他一些因素比如道德，是为人的根本，但是它不影响一个道德不完善的人把事情做得漂亮。我认为我恰恰在悟性和投入上有自己的优势。悟性是指一个人的理解、联想和学习能力，很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并且找出它的规律，至于极端地投入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影响社会
我们村里有一条路，把村子分成两半，有一次我站在路上，我们村里的一个大叔对我说：“大国强(我的小名)啊，你将来一定有出息，去做个毛主席！”——王长田
——你的成长经历中最深的记忆是怎样的？
王：我是在大连的一个农村长大的，大连的农村应该不穷，但我们的村子很穷。父亲是工厂的工人，他没什么文化，做到八级工和车间主任，他的手艺很好，什么都会自己做，我可能有这方面遗传，动手能力很强，什么都爱自己鼓捣鼓捣。我们家困难得真是……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家四个孩子加我妈，都得了肝炎，用我妈的话说，简直是没法活了，因为没钱治病，甚至每年有几个月时间我们家吃饭都是有问题的，我姐姐学习非常好，但是为了我们，14岁的时候她就去干很重的活。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子是牛棚改造的，后来为了盖房子，花了1300块钱，大概还了10年。后来我跟着爸爸到县城去上学，要考大学的时候晚上读书，我吃的是玉米面饼，掰成一块块，用开水泡，加点糖精和猪油。所以考大学之前又得了肺结核，直到上了大学还复发吐血，学校考虑到我家的情况，让我一边上学一边治疗，当时姐姐准备结婚，攒了10年只攒了400块的嫁妆钱最后还给我治病用了。
——很多过惯了苦日子的人会形成强烈的逆反心理，对金钱的追逐会不择手段，你会吗？
王：我想我还好。我妈虽然是农村妇女，但她是读过书的，父亲也通过自学读完了高中课程，家庭的教育使我们几个孩子都把钱看得很淡，直到现在都是。我在5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村里贴大字报，很多人挤过去看，我被人群踩在脚下，踩破了鼻子的血管，一直流血不止，还差点死掉，所以至今为止，父母最担心的还是我们几个的身体，因为从小就体弱多病，身体素质一直不好，这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对你来说，童年的记忆是不快乐的，这会影响你的成长吗？
王：我在读大学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想念我的家乡，到现在我还做梦梦到它，它的风光那么美，但是它又那么穷。童年的记忆零零星星，也不都是不快乐，比如我狂热地喜欢看电影，经常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看电影，路上很快乐地吹口哨，而且什么歌都会吹。但是有一次去赶海，回来的路上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群人当时就大哭起来。还有一个记忆是不知什么原因爷爷不让我父母和他们一起住，在一个下雨天把我们的屋顶扒开了个洞……我不知道哪些记忆会影响我的成长，我想这是一个综合的影响，使我容易同情和怜悯别人，愿意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经商了，挣的钱越多就越知道钱的来之不易，而且钱应该用于下一步的发展，我现在可以让我的亲戚们过得好些，但是再多的面我就照顾不过来了。所以现在很多商人所做的慈善事业，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做秀，如果我实力到了，我做好事绝对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那只是因为大家都应该过得好些。
——所以有时成功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追逐。
王：我们村里有一条路，把村子分成两半，有一次我站在路上，我们村里的一个大叔对我说：“大国强(我的小名)啊，你将来一定有出息，去做个毛主席！”……大学前我所接触的所有人都对我说我将来会有出息，但是直到上了大学我才发现，我并不比别人多了什么天赋。到电视台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我的最高目标还是做很多节目，让我的想法在每一个节目上都能得到实现，因为我觉得我的理念比他们都先进。直到1998年成立了光线电视，而且在干了一两年之后，我才有了个非常明确的想法——我要影响中国的娱乐业——这超过了我对金钱的追求。但是没有钱我做不到，所以，我要先挣钱。但，选择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能够挣钱，而是因为它能使你影响社会。
而且轮到它(他)了
大学的时候我看文学、哲学，工作初期苦闷的时候看武侠小说，但现在我是个实用主义者，过去别人评价我是优点缺点都很分明，但现在在我身上黑与白已经不那么分得清楚了。——王长田
——你在谈起光线电视准备介入资本运作时头头是道，从一个记者到运作一个公司，你的知识来源于储备还是边作边学？
王：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我的枕头边都有高高一摞报纸和经济类书籍，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是这么干的。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专业，但是很多事情是一边做一边逐渐清晰的，当然现在我做的事情必须事先要想清楚，我的整个生活和工作都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
——清晰化的状态？
王：因为你对别人有责任。大学的时候我看文学、哲学，工作初期苦闷的时候看武侠小说，但现在我是个实用主义者，从不看闲书，需要了解的东西，我会留意所有关于它的报道、书籍，注意力过去了，就把收集的东西丢掉一边。实际上现在我在处世上也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过去别人评价我是优点缺点都很分明，但现在在我身上黑与白已经不那么分得清楚了，做生意让我改变了很多，这个改变主要来源于环境的压力。但是在我身上还有过分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东西，我对于细节的追求使许多人都受不了，不过现在慢慢变了一些，因为过分挑剔意味着不够宽容。当然在自己的生活中，我的一些习惯至今还保留着。
——电视应该是你成功的一个里程碑，在你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的时候，你会不会像一头躁动的狮子？
王：在当时那样一个经商潮里，财富已经成了一个衡量人的尺度，也许记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钱却远远谈不上多。在《北京特快》之前，我几乎每样东西都做不到最好，包括我的爱好，写字、写诗、跳舞，都不错，但都不是最好，我反省过，认为我的智力真的不过如此。但是《北京特快》是个特例，在此之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差不多成功了，我认为我在把不同的信息整合到一起、总结出规律的时候，我的能力比我所认识的人都强，在我的公司里，我的这个能力帮了我很大的忙，这意味着你要对信息做大量的收集，并且要比较早地对信息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能做好这件事，你就会少犯错，你就能超前地看到很多事物的前景，这是我能够在很多事情上比别人做得早和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你选择电视的时候，你对中国的电视业做了考察吗？你为什么看好娱乐报道？
王：我从不同方面得到信息，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未来是非常乐观的，甚至我都乐观过了头，结果做起事来我发现市场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好，但是王长田乐观，却不是个盲目乐观的人，做任何事我会有我的依据。比如选择做《中国娱乐报道》，我认为中国的娱乐报道完全掌握在平面媒体手里，从规律上考虑，这么热的一个东西，没有理由不折射到电视上来，没有人去做，我就去做好了，一定没有错；另外我分析，娱乐业将来一定会是个很大的行业，而且已经有一部分市场化了，市场化的东西也是最适合和需要电视来传播的。后来我发现，我对公司以及节目的许多设想在不经意间与国外的方式方法是吻合的，我得出结论，我的想法不是创新，而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会走到这一步，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也就是说无论选择事物还是具体的处理事物的技巧，其实都没有那么高深，只要能正确地收集资料，准确地分析，把握它的规律，最后大家都会选择相同的做法。
王：就是这样。管理也是一样，我没学过管理，也没有经验，去年我还对很多人说，我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如果有好的，我会让位出来，但是一年过来，我发现我的管理比过去成熟多了。以前大家说，王长田这种人，做管理一定是个事无巨细的人，但是现在恰恰相反，节目、广告、发行和大型活动我都不用管了，我现在很忙，但是我只忙我自己的事，接待投资，探讨资本运做。
并且它让人名利双收
对我而言，获得与我相称的、足够的影响力，获得足够的尊重这是我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王长田
——仅仅三年的时间。
王：可是我觉得三年中我走过的路可能是别人很多年要走的路。——你是怎么浓缩了这个过程的？
王：因为我的学习能力和悟性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多的信息进入你的视野，你的联想能力和判断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因为你做好了，所以机会就更多，你所掌握的资源也比别人更多，做事就更加容易。
——换句话说，如果说《北京特快》的成功对你来说是个奇迹，那么后来的成功就成了一种必然？
王：就是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但是有一点，我从来不存侥幸心理，我不相信特殊的规律，实际上特殊的东西也不是规律。你一定要相信最正常、最普通的东西，他们才是最靠得住的东西。
——那么你认为小投入小产出的企业和大投入大产出的企业哪一个更可取？
王：哪一种模式都可能成功，就像不同的企业家率领不同的企业一样，每一个企业都有企业家自己的风格。
——你的企业是你的兴趣，还是仅只是商机所在？
王：有我的性格，我崇尚丰富，讨厌单调。娱乐业实际上是个名利双收的行业，你看美国的富豪排行，娱乐业占最大的比例，说明它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并且使人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你对“名利双收”很在乎？
王：没有人不在乎，我想。而对我来讲，生存和做事的最重要理由，是获得尊重。获得尊重是一个综合的考核指标。为什么有些专家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
——这是你的价值观？
王：对我而言，是获得与我相称的、足够的影响力，获得足够的尊重。这是我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动力。我并不想留下什么名，有人说你会在中国电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但是我不在乎我死了别人会怎么评价我，我要在活着的时候获得足够的尊重。
——你和我在传媒报道中看到的不像同一个人。
王：我很矛盾，有人让我评价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会每次说得都不一样。但这都是我。
——有文章说你成功是因为冒险，但是你很冷静，不像一个冒险的人。王：冒险也是我身上的一个部分，我的很多环节都走着冒险的路，我还告诫别人要敢于冒险。当年离开全国人大去工商时报，从工商时报到北京特快，都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从北京台出来成立民间电视机构，上来就做一周播出几期的节目，而且叫《中国娱乐报道》这么一个大的牌子，国内没有什么人在做。公司成立时10万块钱，三个月后还是10万块钱。包括1999年的10月我们开会，我就提出把7月开播的每周三期的《中国娱乐报道》在2000年1月1日变为每天一期，把国际报道分出来做成《世界娱乐报道》，每天一期。这是别人不敢想象的。当时几十个人都反对，只有几个人支持。
——你的决策信心从哪来？
王：一个是市场的需求，另外如果不做大，我们的发行和广告就都上不来。当时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靠的也是我的直觉。包括我们迁到今天的办公地址，这座白色的楼，120万一年，可以装200多人，而当时我们只有二十多人。今天我们又要上《体育界》，民间公司哪有做体育节目的？那么大的投入和风险，以及政府管制，但是我们还是冒险要做。失败了我也不怕，而且我也相信不会失败。回头看看我们的路走得不错，一个个想法都实现了，即使有些暂时还没完成，走一段，我会重新回来，一定要把这个想法实现。
——电视业人才如此之多，有才华或者比你更有才华的人应该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
王：我认为不是才华的问题。有才华的人未必能成功。但是你没一点才华也不行。你必须知道自己要有学习和上升的空间，而不是被“特别优秀”耽误了。其次是把握机遇，但首先你要有对信息的掌握，我相信对电视界以及这个市场的整个信息的了解没有人会比我更多，因为我投入的精力最多，否则你谈不上把握机遇。然后还要有胆量，没有胆量去干，机遇对你根本是不存在的。当然还有做事的技巧，说起来似乎是虚的，做起来却非常实在。
——媒体将你描绘成了一个多血质的、异常聪慧的人。
王：实际上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我现在是比以前聪明了，因为我碰到的东西多了，反应自然就快了。而且我的学习能力高过从前。人的智力是可以提高的，甚至我相信智商也是可以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印象：
占领民间
简直就是一夜之间，千树万树的梨花开满了民间，《中国娱乐报道》踩着有异于以往任何国产电视的节奏，进入了千家万户，明眸皓齿，娱乐大众。在体制内的电视改革难得叫苦连天的时候，王长田毅然下到民间，开始了以声色节目粉碎坚冰的电视运动。
就这么胜利啦！王长田成了被绚烂如花的明星簇拥下的明星，但他很少笑，面色苍白，微微皱着眉，拿着手机不停地打电话，于是不管他对自己的记者同行多么亲和，他们总是将他描述成一个多血质、聪慧、机敏过人因而成功的人。并且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没有人肯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在光线电视北京的办公楼里，一个月出席了四五次大型活动的王长田显得憔悴不堪，抵着疼痛的胃，在夜色垂落的时间段里，热情地和几个记者谈起各自不同的话题，从“大国强”(王的小名)的成长，到光线今天的资本运作，他忽而感情丰沛，忽而冷静异常。这个从小遭受贫穷和各种病痛折磨的大孩子，身上却保有苛刻的完美情结，不好吃的饭，他宁可饿着肚子也不去吃，不舒服的衣服，他也一定会拒绝穿，正因如此，他能够在林立的中国电视中杀出重围，制造出色香味俱全的黄金节目。
成功的人都不是轻易成功的，王长田也是一样。中国电视业人才济济，中国电视的机会也数不胜数，但精彩地抓住机会并实现成功跳跃的人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王长田说，我相信对电视界以及这个市场的了解没有人会比我更多，因为我投入的精力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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