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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雪晴
也许梁晶工作室的成功不可复制，但可以给出的启发在于：对于文化传播领域的许多企业来说，给出企业的核心价值使命比流于浅表的商业炒作更有助于树立品牌。
1998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梁晶决定一面干着单位那份不忙不闲的活，一面“自
主创业”。创业的目的是“进一步发挥独立、灵活地从事图书策划的优势”——梁晶对自己这方面能力毫不犹豫地充满自信——在人大出版社“浸泡”了10年，由她策划的数套考研教材、MBA教材卖得红红火火；1995年就开始策划“经济科学译丛”，在经济学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梁晶的名字也开始在业内响亮起来。
不久，“梁晶工作室”作为一个独立注册的公司正式挂牌，编辑梁晶兼任老板梁晶。
几个月后，梁晶离开了人大出版社——终归受不了总是要一头用机关职工思维来顾着《经济学》的编辑工作，一头要用纯企业化的思维来管理已有4个员工的“梁晶工作室”。“在这两边说话的方式都不同，这是两块不能糅合的泥巴。”她说。
尽管在出版界泡了那么多年，真正自己操刀运作却依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开始的步履维艰。因为没有书号，按国家有关规定，梁晶工作室这类性质的机构并不能作为一个正式的出版社来运作。于是只能和国内一些出版社合作，签定协议，按书的版样协定一个提成，工作室的利益就都在这个提成上了。(梁晶不太愿意透露提成的具体比例，只说是很小一个份额。)但按协议，工作室要承担书稿印刷以前的所有工作：即买版权、翻译、编辑、排版、反复校对、设计封面、出片……直到书稿进了印刷厂才算完成责任。到头来，在出版利润最大的蛋糕——售书收入上梁晶工作室却丝毫沾不到边。
幸而梁晶和她精挑细选来的几个员工都沉得住气，踏实下来做品牌。
“在出版的这个流程上，每一个别人可能不太注意的、细小的环节，我们都力图做得很精致。”据说给梁晶工作室翻译书稿，如果不是业内知名人士强力推荐的人选，就必须“过三关”：先交资格审查表；然后试译一章书稿；通过以后正式翻译的每部分都有人把关，并要经得起“随时检查”的考验。这样挑剔的态度最终使得读者对梁晶工作室的出品在翻译质量上难以挑剔。令梁晶颇觉自豪的是，中山大学著名学者王则柯给工作室出的《产业组织理论》打了98分，《经济学》打了95分。“这是非常高了！”
工作室在书籍的装帧设计上也颇费心思，在国内率先采用杂志式的16开本装帧，与传统的出版习惯迥异。这是梁晶研究怎样方便读者阅读的问题很久后下决心做的冒险尝试。为了让书的版式设计“跳脱”出来，采用富有设计感的版面留白，刻意区别以往将版面填满的做法。封面请装帧界著名设计人吕敬人坐镇。与这位艺术家的合作让梁晶感悟很深：“一条很细的线，他说要再细，我实在看不出细与再细有什么区别，他说有区别。吕敬人很能发挥线的概念，用线之精巧确实令人赞叹。我们曾为封面设计吵了很多架，一次次磨合，但最终封面出来后受到国内外装帧界的好评。”
今天人们对梁晶工作室成功最好奇的部分莫过于“如何从老外那里争取到版权”的问题
——这么多大出版社都要不来的版权，梁晶一要一个准。从1995年开始，与外商谈版权对梁晶来说就已经不是问题。她把这归因于“做得比较早，积累了经验”。而且，国外出版社已经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出版市场，原来像麦格鲁——希尔公司这类不肯把版权卖给中国的大公司，现在愿意把最好的书的版权给他们“相中”的中国出版机构。但越是好书，版权的授予越是挑剔，尤其对翻译质量、装帧设计、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要求很高，与其他名声大但机制落后的大出版社相比，梁晶工作室的灵巧和认真反而更容易获得认同。
1998年梁晶组织翻译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在国内热卖，火成了一版再版的畅销书，国内各家媒体争相报道。恰在这时美国出版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同样被美国媒体争相报道，并且引起全世界出版界的关注。这本书引人关注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出版商Dryden为这本书预付了140万版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为一本教科书发这么一笔大财；第二，该书出版仅三个月就被美国300多所大学采用作为教材。其英文版发行量在1998年出版当年就高达20万册，成为世界上首版最成功的经济学教材。梁晶敏锐地感觉到这绝对是一本“让人兴奋的教科书”。工作室马上与美国Dryden出版商联系，但是后来发现Dryden只是一个出版集团的子公司，它不负责版权。于是又费尽周折地与设在英国的Carcourt Brace＆Co总部取得联系，对方又说要与设在新加坡的亚洲部门联系。等梁晶和新加坡方面联系上时，却被告知中文简体字版权已经让台湾中华书局的卓先生买去了。当梁晶打通卓先生的电话才知道版权已经给了北京的三联书店了。梁晶心里非常遗憾。
为了追寻这一本书的版权，从空间跨度上看：中国到美国到英国到新加坡到台湾再到中国大陆，绕着地球转了一个大圈。
从时间跨度上看，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尽管花了很大代价，版权仍然旁落。就在不得不放弃的瞬间，经济学家汪丁丁给她出主意：与三联合作。梁晶思虑再三，终于拿起电话打给三联的董秀玉女士。从此酝酿的不只是《经济学原理》，更开始了一个更大的合作计划。后来，北大社长彭松建也加盟进来共同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
《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在全国引起“曼昆”热，卖出了10万册的好成绩，可谓在经济理论类书籍的出版中划了个漂亮的惊叹号。梁晶总结经验：“只要是好书，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把版权拿到手！”
梁晶的朋友圈子是做书的“天然资源”，有人将梁晶工作室比喻成一个“经济学家俱乐部”
“俱乐部成员”不仅有国内经济学界的老前辈、中青年学者，还有不少蜚声国际的外国学界名流。梁晶经常从这些朋友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请他们谁来讲课，没有一个人会拒绝。请他们写个书评什么的，完全不用谈钱的事。”这个“圈子”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正如要取得一个陌生人对你的完全信任一样，需要时间，需要交流，更重要的是有共同志趣的维系——“做经济学术书是有责任心的人做的事，太多人想改变学生对经济学的认识，不止我一个人。”梁晶认为这是大家能如此出力帮她的重要原因。她形容和经济学家朋友们在一起的状态是“大家像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非常非常放松”。学者刘伟总是说：“听到别人夸梁晶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
除了出版之外，为了吸引学者参加工作室的工作，梁晶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每出一本书都搞学术报告会，每年暑假在全国培训大学老师。每次培训都把国外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在国外的中国学者或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请来搞讲座，开讲就是十几堂。
去年，梁晶请到了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4位泰斗级人物。连校方都为梁晶工作室的“面子”之大感到惊讶。
慕名前来的学生们将礼堂挤了个水泄不通，连门都挤坏了。梁晶自己骄傲的是，搞这类活动并不曾向学校要一分钱补贴，完全是工作室自负盈亏地请这些学者万里迢迢地飞来飞去(不给讲课费，只给来回机票)。而请得动这些学界巨子的原因一是“长期保持通信联系”，二是“我们有气魄，宁愿少赚点钱也要将学术气氛造起来”。身为书商，第一利益肯定是赚钱，但梁晶并不认为自己是书商，她强调出书、搞活动的“一切动机是为了学生们”，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梁晶说这些学者们“从来没有谁将我们当作书商，他们把我们看作朋友”。仅去年一年，由梁晶工作室组织的这类大型讲座就有14次之多，讲座专家多数是来自海外。活动越来越多，费用却越来越少——人大经济学院一直非常支持地做经济上的分担，后来，美国出版商麦格鲁希尔也主动要求参加进来。梁晶眯着眼笑：“我才知道，原来以为这种赔钱的事只能自己来做，谁知道，事情做大了，居然有人巴不得和你一块儿赔钱。”
去年梁晶工作室出了20本“大部头”，每本书都是单独核算，最低印数在1万册以上，在各地图书市场经济类书目的推介表上，介绍10本几乎有三四本是梁晶工作室的“出品”。
“梁晶工作室”这块品牌已经不仅在出版界，也在销售市场上得到广泛认同。只是，因为没有书号，绝大部分利润都归出版社，目前梁晶工作室的赢利状况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红火。
今年初的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传出政策声音——“在产品结构上，要扭转过多依赖教材的被动局面，扩大学术著作和一般图书的份额，形成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梁晶工作室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现在无论经济界还是政府部门，对我们的想法都是支持的。如果能让我们自己发行就好很多。”梁晶期望国家的出版政策能放开一些。本版图片由梁晶工作室提供
记者手记——
我们将“梁晶工作室作”为一个“赢家”案例介绍给读者。其实，从赢利状况上看，“梁晶工作室”应该还谈不上是个很有优势的赢家(文中已提及出版业的有关限制)，它最值得关注的是品牌及品牌可能带来的潜在效应。出版是个相对特殊的行业，不仅特殊在国家对关键出版资源的控制严格更特殊在从事出版以及围绕着出版的人群往往不是纯粹的“生意人”。与这样的人群沟通，商业规则会有失灵或淡化的可能。而本期输赢案例的主人公恰恰是个“非商人”，她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将一套完整经典的学术译著成功地推介给中国大学生们，而不是如何“做”出一本畅销书。她固执于求全面、求系统，一些偏门、冷门的理论书也照样一丝不苟、精耕细作。于是她得到学者们的尊重和支持，团结起最有助于出版事业的人的资源；于是她的公司品牌形象生发出“严谨、精致、大气”的内涵，无心做商业宣传却达到了比大力商业宣传更广泛的市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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