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报道说,一支巡警队如何模范,不仅使歹徒们闻之色变,寻常百姓为一点小事找巡警,也能呼之即来,或翻墙入室,帮丢了钥匙的市民开门,或挽起袖子,帮车主换轮胎。市民莫不交口称赞。
从警察个人来说,这确是道德高尚,但从宏观社会角度来看,警察的这种作为却有点资源浪费。警察,尤其是巡警作为执法人员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做到这点便算是尽职。当 然,如遇紧急情况,像孕妇分娩、儿童走失,警察也有义务相助,责无旁贷。但如果巡警只是忙于助人为乐,在这边帮人开门,而那边盗者却撬门而入,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了。
智者会说,现在太平盛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无盗贼可言。巡警助人为乐,并不妨碍公务,有什么不好?那也不好!果真是人人遵纪守法,行为规范,那就应该裁减巡警,或是干脆取消巡警。政府可以节省开支,个人也可以人尽其才。由此可见,巡警帮人换车胎绝对是"大材小用"。
上文的演绎是将法律与经济学结合,解析当今社会生活几何的一个例题。按照最简化的方程,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稳定,而经济学所追求的则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效益。"公正"和"稳定"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有时统一,有时对立。没有公正,社会当然无稳定可言。而刻意追求公正,势必也影响稳定,因为本来就无法做到事事公平,人人平等。法律与经济学的联姻又给"公正"与"稳定"增加了经济学的变数----损益。
还是用刑事法的事例来看问题(各大法律体系均始于刑法)。在某一阶段,某一地段完全做到无犯罪并非没有可能,但其代价过大,可能得不偿失。具体说,某一城市只需几千警察即可维护社会的基本治安,而要实现零犯罪率或接近零的犯罪率,则需将警员翻几番,而且势必要增加警察的权力。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就是"边缘效益"(margiman benefit)和"边缘成本"(marginal cost)互成反比。简言之,其他因素忽略不计,如果花4小时复习即可考60分的话,即需再用2小时准备才能得80分;而用6小时可得80分的话,则必须额外再花4小时才能得98分以上。人生苦短,权衡得失的结果是有时可以为而不为。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末,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的时代、青年的时代、理想的时代。在北京,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踏着《东方红》乐曲的节拍,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天安门广场行进。在巴黎,春天5月里看见的是法国少女举着旗帜在街头与警察对垒。在美国,从东部的常青滕盟校、哥伦比亚大学到西海岸的加州伯克莱分校,反对越战的大学生与前来镇压的警察搏斗,血溅校园。
20年过去了,坏人没有变好,反而添多。原先年老的理想者或已作古,或已退休,而原先的中青年理想者则日趋保守。经济学首先转向。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率先提出"供应学派"(Supply Economy)理论,其要髓是政府应放宽或取消对大公司的约束,使其自由发展,理由是富人富了,穷人自然能分一杯羹。经济学家领头,法学家随后跟进。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鼓吹,政府不应再用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公司的合并,因为只有超级跨国公司才能越过国界,在全球各地横冲直撞,消灭他国的异己,增加美国的财富。此外,芝加哥学派还主张对《美国宪法》的释意要窄,应给予州法律发挥作用更大的空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他主张法院注重维护现状,不要刻意寻求公正。斯卡利亚因此深得保守派的政界旗手罗纳德·里根的赞赏,里根当选总统后即任命斯卡利亚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这一职务是通往最高法院的晋身之阶,乔治·布什入主白宫后,斯卡利亚便跻身于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之中。
但即便运用同一理论,仍然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哥伦比亚大学是民主党在美国学界的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造就了美国历史上的两位民主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弗兰克林·罗斯福。哥大法学院的教授们不同于"芝加哥学派",认为自由经济并不能自我调节其缺陷,需要人们通过法律去人为的规范经济。例如,政府在环保方面就应该强制性地迫使厂家减少污染。自然,环保与就业便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去舍"问题,两者很难兼得。
法律借助经济学力求自圆其说的又一领域是"侵权"。"侵权"所涉及的多半是人身伤害,例如车祸。在中国,恶性车祸的肇事者至多拿出10至20万元人民币,即可花钱消灾,摆平民事责任。其结果是汽车司机面对人行横道线视若无物,弄得人给车让道。如果加大赔偿额,车主势必要多加小心,但同时保险费也会增加,开车的费用/代价随之增大,不少潜在消费者对汽车便会望而却步,汽车业的发展自然会受损。所以,人还得给车让道。
现今文科专业总想引进自然科学的因素,将问题量化,以期加大普遍性和说服性。社会学的全名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政治学的全名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经济学的别名则是"痛苦的科学"(Dismal Science)。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论著中不乏曲线坐标和各类方程,经济学已经引进了高等数学。法律与自然科学隔得太远,无法攀比,不得已而求其次,只能将就着与经济学结伴。法官、律师和教授们似乎都觉得找到了解析多种问题的通用方程----权衡利弊。但问题是利弊、得失和对错都受时间和范畴的限制,局部合理的事情放在全局中并不总是合理,昨是今非的例子比比皆是。
(《上海证券报资本周刊》朱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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