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凯／文

　　参加了十多年的一线谈判，中国首位WTO博士、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刘光溪选择了“仕而优则学”

　　在中国即将于多哈会议上正式签署入世协议之际，记者在上海采访了有十几年入世谈判经历的刘光溪博士，虽然仅有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但记者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位WTO博士

　　记：您是中国的第一位WTO博士，能否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刘：好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93年10月，我的硕士导师薛荣久先生写信告诉我，他要带WTO(当时叫做关贸总协定)专业的博士生。我得知后，非常激动，当时我在美国工作，正好赶上了1993年11月15日当时的贸易部长吴仪和部长助理龙永图来西雅图参加APEC第五次贸易和外交部长会议。我就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向他们谈了我的想法，吴部长当时讲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都非常深刻，她说：“人家要下海，你要读博士，我当然要支持你，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

　　记：那您当时是在哪里念的博士，国内还是国外？

　　刘：说起这件事，我就非常感谢当时海关总署的关税司司长吴家湟先生。1993年12月底，我回到北京休假，见到了我的老领导吴家湟先生，他是我国参加复关谈判最早、参加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我就跟他谈了我想脱产念薛老师博士的想法，他也很高兴。但是他建议我不要脱产念博士，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再次恢复谈判的重要时期，他说可以在美国在职读嘛，中国驻美大使馆也是中国的领土，而且离华盛顿图书馆又近。吴先生的话对我启发很大，第二天我就跑去找龙部长。龙部长说，你在美国读还不如直接到日内瓦读，那里是关贸总协定的总部，不更好吗？1994年7月，在各位部领导的支持下，我从华盛顿调到了日内瓦。我刚去日内瓦的头半年，由于正值中国最后一次复关谈判的冲刺阶段，我作为二秘事情特别多，因此迟迟都没有时间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

　　记：您的论文写的是什么？社会影响怎么样？

　　刘：我的论文题目叫作《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这篇论文在1996年9月出版之后，荣获“1996年度安子介中国经贸研究最高奖优秀著作一等奖”，这是我国经贸界的最高奖。由于当时国际上存在着三种关于区域经济合作与WTO关系的主流式观点，我不赞成这三个观点，因此我的互补性竞争的观点一提出，就在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研讨会上得到了许多国家代表的支持。

　　13年后重返校园

　　记：人们常说，学而优则仕，您担任过外经贸部WTO处处长，后来是龙永图部长的秘书。而你却恰恰与常人相反，仕而优则学，请问您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

　　刘：我搞了13年的WTO谈判，我确实需要更换一下口味了，我“吃腻”了。我不是对WTO腻了，而是对WTO一线谈判的繁琐、单调以及我自己无法自由支配时间腻了，我想换个更具挑战性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我很喜欢上课，喜欢和青年学生探讨问题。我想把我十几年从事WTO的体验、一线谈判的感受、碰撞用我的母语讲述出来。我想告诉我们政府的官员、我的工商界的朋友以及我在上海外贸学院的研究生。

　　记：现在关于入世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很热，但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真正从第一线的专家学者那里传出来的声音，这一点是不是启发您回到教育战线的原因之一？

　　刘：是的。我1988年研究生毕业时，导师薛荣久就建议我留校任教，他说以我的水平5年之内就能提升到副教授。尽管我最后还是坚持到有实践机会的外经贸部国际司工作，但我对传道授业也一直很喜欢。现在我有了十几年的一线谈判经历，因此我想对祖国的WTO后备人才的培养做一些贡献。当然，从私心上讲，我之所以现在回来，因为我有一种担心，担心别的专家先入为主，我没有占地盘的意思。因为我担心那些没有一线谈判经历、主要搞“经院哲学”的学者对WTO后备人才的教育先入为主。

　　记：您既然选择回来了，但为什么选择上海呢？

　　刘：我回来完全是自主自愿的，国家本来派我做洛杉矶商务参赞，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差，但我不想去。我自愿到上海，主要就是想认识人，了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华东六省一市，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长期在美国工作，对美国算是了解了，我走过美国50个州中的38个州，而对自己的祖国则不够熟悉。

　　中国差一点进GATT

　　记：在您13年的谈判经历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经历是什么？

　　刘：那是1994年6月，中国复关遇到了空前的机遇。当时龙部长率代表团到华盛顿同美国进行谈判。那是中美的第七次磋商，我认为那是我们离关贸总协定最近的一次。事实上，那一天代表团去谈判地点时，我们已经通过私下途径获悉美方关于中国入关的议定书草案已经拟好了，接下来我们只要针对这个议定书进行谈判就可以了。而没想到的是，美方在谈判之前突然更换了首席谈判代表，而这位代表一上来就大谈WTO，只字不提此前的议定书。我就觉得事情不妙了。

　　记：那这件事给您感触最多的是什么呢？

　　刘：从美方新谈判代表的话中，我听出了WTO生效在即，我们如果继续以复关的思路来谈判，或者以GATT做跳板来跳入WTO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当时的感觉不能说悲壮，但是很难受。

　　到敌人后方去

　　记：前面提到了您著名的“后方论”，能否请您展开谈谈？

　　刘：我的后方论也就是填补经济领域空白论。它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是产业上，一个是空间上。产业上的后方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产业。现在有很多产业和部门还没有人问津。据我计算，美国仅工业制造业有不少于1700个分部门，中国只有六七百个；美国服务业有150个分部门，而中国只有43个。因此我认为，到敌人后方去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介入还没有多少人介入的产业、部门。

　　记：那您的空间上的后方又是指什么呢？

　　刘：空间上的后方就是中国的很多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我经常建议青年才俊可以考虑到这些地方去创业，学农的可以到农村去，学工的可以到中小企业帮助企业家搞好低投入、高产出。

　　记：前面曾提到您从谈判一线退下来就是秉持了您的这个后方论，这又怎么讲呢？

　　刘：我从事了十几年第一线的入世谈判，也过了谈判的瘾，也过了出国的瘾、也过了看美国、欧洲的瘾，可以说见多识广，我应该把我所学的那些知识、体验、经验告诉国人，包括青年学生、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因为前线谈判快结束了，所以我就赶着到后方来了。

　　企业本位市场主体

　　记：入世在即，各个层面发表了很多言论，我们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刘：我有两个理念：第一，企业本位。中国只要不确立企业本位，何谈市场主体啊。企业是市场的主角、是经济的细胞。如果企业没有搞活，企业自己不能做主，作为市场的细胞就会萎缩，这样整个市场经济的躯体就将会败下阵来；第二个理念是市场主体。企业本位、市场主体——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只有企业本位确立起来，市场主体就自然而然确立下来了。市场成为主体了，就能培育出更多的以企业为本位的企业家，这是相辅相成的。

　　记：入世就要成功了，而您却不在第一线了，而且没能参加此次即将开始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刘：我不感到遗憾。我参加这种场合太多了。虽然我不参加这次部长级会议，但我绝对可以想象出这个主持会议的主席的锤子是怎么敲，美国人会发什么言。我没有任何的遗憾，反而觉得在国内分享这种快乐更真实。

　　山东口音VS标准英语

　　记：很多人都很羡慕您一口流利的英语，您曾说过您的英语是标准的华盛顿英语，但从今天的采访来看，您的山东口音也同样令我印象深刻，因此我很想请教您是如何把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身的。

　　刘：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说，我讲中文的时候还有山东Accent(口音)，但我说英文的时候却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呢？我认为，学语言需要下功夫，语言没有捷径，语言没有窍门。英文里有一句俗语：“捷径往往就是最长的路。”我是学英语文学出身的，我的英语老师告诉我，英语是最难学的，法语和日语是相对容易的。后来美国人也跟我讲，他说英语是最难学的，因为英语太灵活了，同义词、近义词或近义的表述太多了。

　　记：那么您是怎样练就英语的？

　　刘：那是在1988年到1990年，中国复关处于低潮时，我经常把关贸总协定的38个条款复述下来，然后通过录音机一遍遍纠正自己的发音。另外，学英语一定要大声读，靠默读不管用。诀窍就是天天背天天读，每天坚持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我最多的一天是读了5个小时，有一次下放锻炼，我就站在楼顶上大声读。因此，我认为学英语只有功夫，没有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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