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的首次年会将在风景旖旎的海南博鳌召开,接替辛格先生担任论坛代理秘书长的张祥,已经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一职,四个月里,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论坛的日常事务中。
采访张祥是在博鳌亚洲论坛招募会员的酒会上,这位新任代理秘书长如何思想和行为,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博鳌,决定着论坛。
《新经济周刊》:您原来是外经贸部副部长,在刚知道要接任博鳌亚洲论坛代理秘书长一职时,您想象中的博鳌亚洲论坛是什么样子?
张祥:亚洲人有许多话要讲,有许多事很关切,但是好像一直没有舞台。“达沃斯”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它主要研究富人经济,亚洲具有自己的特点,集中表现为文化、宗教、生活习惯、生活水准和发展水平诸多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当时我觉得应该给亚洲提供了一个专门研究亚洲问题的舞台。后来感到,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光研究亚洲经济来应对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论坛从原来的名字ASIAN FORUM,变成现在的BOAO FORUM FOR ASIAN,就要体现它的开放性。
博鳌亚洲论坛要以亚洲为立足点,面向世界,以世界的视角来审视亚洲问题,研究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新经济周刊》:目前世界经济速度放缓,而亚洲很多国家的GDP增长令人侧目,这是否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历史契机?
张祥:我认为博鳌亚洲论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世界经济中,亚洲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口所占比例不用说,近几年GDP的增长也是世界瞩目的。尤其是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亚洲人民、政治界都感到应该寻找自己的出路,针对自己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近两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关心、研究亚洲问题的人反而更多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平台有广阔的延展空间,博鳌亚洲论坛与一般的论坛不一样,它是时代的象征,时代发展的要求。
拉莫斯曾经说过,在亚洲没有一个论坛在智力支持和外交经验上能与博鳌亚洲论坛相媲美。在这样的评价下,我们会把研究院做好,比如定好议题,请各国、国际著名的学者来谈,不仅带来了他个人的想法,而且把他的资源也带进来。在外交经验方面,尽管我们是非官方的,但是我们的发起人,我们有很多政府的政要和前政要的支持,所以外交经验方面比其他论坛多一些。同时邀请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务员或者企业家,请世界上著名的教授和企业家给他们培训,介绍如何提高竞争力、开拓市场。
《新经济周刊》:像“达沃斯”、“财富”论坛等国际经济论坛都采用商业化运作,也很成功,但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是非赢利性的,为何要保持非赢利性,商业化运作有何弊端?
张祥:不赢利可能考虑到亚洲的不发达国家,如果一味追求赢利,很难实现广泛性,我们希望在论坛上,为欠发达国家或者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舞台,希望他们参与并服务于他们。一方面根据亚洲自己的情况而确定的非赢利性,另一方面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发起的几位元老的设想。我通过他们的文章领会出这样的含义——要考虑到亚洲的中小企业。
《新经济周刊》:这次在美国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从始至终都伴随减少贫富差距和失业的抗议,这是否是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区域合作惹的祸?
张祥:全球经济一体化后,一部分竞争力强的国家受益了,部分弱的国家来不及作好准备,没有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所以越来越穷。因此,不少人反对全球化。但全球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资源、人员的再分配,必然引起至少是暂时的劳工失业。在“达沃斯”里出现了这样的论点:不彻底消除贫困,恐怖分子很难真正地消除。
这不能说是区域合作造成的结果,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域合作是在一个区域里大家相互帮助。大家看到,WTO的谈判步履艰难,因为它的134个成员在齐步走,有些矛盾难以回避,涉及到根本利益上的问题,很难绕过去而达到同一目的。
但区域合作就比较好操作,只要提出的要求和别的国家达成共识。比如日本和新加坡的IT产品方面的合作,把产品送到北美市场,经济效果很明显。
《新经济周刊》:博鳌亚洲论坛要成立研究院,与“达沃斯”的研究院有何不同?
张祥:“达沃斯”之所以能够盛行到今天,得益于它专门的研究院,它通常会花一年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每一年会议的议题,因为好的题目确定后,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我们也希望把研究工作跟上去,目前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院长,正在从澳大利亚或亚洲某国物色,需要一个真正水平高有影响的人来担当。
《新经济周刊》:一般人感觉,论坛是一个务虚的地方,博鳌亚洲论坛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它的影响力?
张祥:我们请了三方面的人:政要、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和学者。学者的作用很明显,他们花费很多时间研究历史、将来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建议,因此学者的意见很明显。商人是工作在经济第一线的,知道自己的困难是什么、需要政府解决什么问题,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而政府的作用不论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哪个国家都是一样重要,体现在投资、利率的控制以及制定规则等等。这三者结合起来,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可以在国际市场中增加亚洲国家的声音,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亚洲的声音。
《新经济周刊》:不论是“达沃斯”还是“财富”其实都是一个经济俱乐部,您作为“俱乐部”的营销人,您认为个人魅力是不是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张祥:一个国际组织的具体工作人员个人的知识结构、经验、职业道德以及奉献精神对组织的发展当然有很大影响,假如他的理念、思想是封闭的,不可能倾听方方面面的意见,也不能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话题。没有奉献精神就不会很艰苦地工作,贯彻论坛的宗旨。应该说,个人(魅力)不是主要的,但是也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来源:《北京晨报》/莫春张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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