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庄礼伟(广州)

　　翠绿稻田与摩托车洪流

　　中越边境雷区被清理后，“越南游”越来越得到中国人的青睐。亚热带─热带风景和法式建筑的异国情调，长年战争所滋长出的神秘与刺激，身着国服、长发及腰的越南少女，以及拥有1000元人民币即可在越南成为“百万富翁”的舒服感觉，吸引着中国游客成群结队大举进入越南。

　　笔者所在单位就曾经组团去越南，带回的是符号式印象，如黑瘦且段子不断的漫画化的越方男导游，柔媚好学的越南中文系女大学生，家有二房三房(这个“房”可以指物也可以指人)有第二职业的当地干部，呼啸来去的洪水般的摩托车群(河内市人口不到300万，却有150多万辆摩托车)，以及简陋而热闹的街景，让人感到“好像回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一想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游客们就有些唏嘘了，觉得“中国这20年”总算是干出点名堂，让人重新找回了一点“上国”的感觉。

　　客观地说，越南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再联系到越南1975年才结束国内战争，物质资源、海外资源和人力资源远不如中国丰富，有同样沉重的体制包袱要卸除，对此笔者不仅没有“上国”的飘然感觉，倒是产生了与越南人是患难兄弟的由衷体认。

　　越南人和中国人很早就是兄弟。由秦汉及唐，北部越南人和中国人差不多是生活在同一文化圈里。后来两国人民又度过了共同抗击西方帝国主义的峥嵘岁月。有两种对越南人的印象一直叠加在笔者脑海里。一种是天性开朗勇毅，这大概是热带阳光的作用以及“子曰”读得较少的缘故；一种是忧郁沉默，这其中当然有苦难不断的缘故。在影片《天与地》中，丘陵间翠绿无垠的稻田和着白衣的年轻农妇所展示出的纯粹之美，是摇曳着孕育着巨大风暴和灾难的不确定的美，仿佛桌子边缘纤薄易碎的透明器皿。

　　于是，真诚地希望越南和越南人民通过不懈努力获得长久的幸福和进步，同时，仍然保有翠绿稻田上的纯净气息。

　　这是旁观者的良好愿望。现实中的越南和越南人，又在经历着什么、渴盼着什么呢？

　　革新：越南社会的核心词语

　　革新主导着当代越南社会的发展方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越南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大街上迫不及待地等红灯的摩托车洪流，就是这种心情的极好写照。1986年，越共“六大”正式提出“革新开放”政策。当时，越南深陷于“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对富庶的南方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对外方面则陷入柬埔寨泥潭，在国际上备受孤立。内外交困的局面使越南人猛醒过来，越共“六大”作出深刻反省，确定越南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初期”，提出了发展“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由国家管理、按市场机制运作、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革新道路。

　　2001年越共“九大”政治报告对这一提法进行了简化和修订，确认越南要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越南方面的认识是：首先，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尽管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次，市场经济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的市场经济都必须适应国情。

　　关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清晰、全面。越共“七大”(1991年)提出了“民富、国强”的目标。到“九大”时，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提法变成了“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

　　在最高领导人的选择上也显示出革新的气象，2001年4月越共“九大”选举技术官僚出身的岱族人(越南第二大民族)农德孟为越共新的总书记。农德孟具有留苏工程师的背景，外界称农为“稳健的中间派人物”。

　　越南社会文化在革新开放过程中也增加了多元性和宽容度。据报道，就在“九大”开幕的当晚，一场由韩国LG(越南)公司主办的晚会也在河内最好的一家五星级饭店──大宇饭店后花园拉开了帷幕。晚会中既有轻松欢快的歌舞表演和泳装表演，也不乏主题严肃的越式短剧。

　　越南在新世纪的宏愿是：坚持社会主义定向，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建成一个由党领导的民为、民有、民享的法权国家。

　　没有田园牧歌，没有乌托邦

　　越南离上述目标有多远？

　　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上仍然生长着许多分枝：欧洲马克思主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美国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等等。与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有所不同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忙着解决众多的前现代问题。毋庸讳言，越南尽管依然有着秀丽的自然风光，但社会意义上的田园牧歌早已非常匮乏，越南人不得不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变幻、焦虑和挫折。目前，贫困与腐败已成为越南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两个重大障碍。

　　市场经济打破了旧有的“平衡”，却没有立刻建立新的平衡。市场经济有诸多的优点，如它是资源分配的合理体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是社会公正的孵化器，此外，市场体系所必需的信用秩序构成了社会信赖关系的基础。但是，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非人性、非道德的一面，有着多种外部性代价。随着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建设的进行，贫富差距日益突出，成为越南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重大课题。

　　据有关专家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的贫困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为“饥饿家庭”，这类家庭缺衣少食，子女辍学，房屋破烂，病痛无钱就医，如果按收入计算，此类家庭收入折合大米月人均在13公斤以下。另一类是“困难家庭”，这类家庭缺食但不断餐，有穿戴但不保暖，无力发展生产，此类家庭收入折合大米月人均在城镇为25公斤，平原农村为20公斤，山区农村为15公斤。据学者计算，按照以上标准，越南全国约有294.5万贫困户，占全国总户数40%以上。据1996年越共“八大”的有关报告，贫困户占全国总户数的20%～25%。根据旅游者的观察了解，一般越南人的月收入只相当于人民币50～300元(人民币对越南盾近期汇率是1∶1830),全越南正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

　　据越南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9年越南人均月收入为29.5万越南盾(约合161元人民币)，20%的低收入户人均月收入只有9.7万越南盾，而20%的高收入户人均月收入为86.33万越南盾，后者是前者的8.9倍。越南的社会稳定因此而受到影响。

　　越南的“远华案”

　　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失职、权力寻租、法治缺位、监察不力等因素所造成的腐败现象已成为越南社会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这也是笔者所理解的我们和越南人民是患难兄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越南人民对腐败的痛恨也就生出由衷的同情。

　　越南的腐败花样同样很多，在此仅举一例，即越南的“远华案”──新长生公司特大走私案。1999年3月，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新长生公司老板陈谭等人创纪录的走私、行贿案及海关工作人员受贿案。走私分子用金钱开路，使若干家国营公司的经理将自己的法人资格及进口配额卖给了新长生公司。根据走私分子与这些国有公司达成的协议，这些公司签订了许多外贸合同，但合同内容由陈谭方面拟定，其中进口合同上的货物均为政府免税或税率很低的商品，如已使用过的旧犁田机、拖拉机等等，但通过与外国货主共同做手脚，实际上集装箱装的是各种政府用配额来管理和进口税率很高的消费品，如汽车、电子商品、空调及其它家电等等。陈谭还租用胡志明市某些公安、军队单位的仓库和土地来存放走私货物。

　　为使走私货物顺利通关，陈谭等人对海关干部职工大肆贿赂。海关官员收受巨额贿赂后，吩咐手下对陈谭的货物给予“特别关照”。海关检查员先是被新长生公司接到酒店休息并点收佣金，到晚上10时至11时许，新长生公司派车接这些检查员去检查货物，到底是怎么个检查法，可想而知(以上事实均见于越南最大中文报《西贡解放报》)。

　　在2001年11月越共中央全会上，农德孟总书记强烈批评说：腐败和浪费已成为越南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腐败正在使公众对党失去信心，引起普遍不满，阻碍了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了惩治腐败，越共中央决定所有党员、官员和公务员都要公开申报自己的房产、地产、商业资产。显然，腐败正在侵蚀“社会主义定向”的公信力。

　　什么是“社会主义定向”？从越南的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国有经济、促进生产力、强有力的政府、实行人民民主等等，在此之下又允许许多“挂件”(即“社会主义定向的……”)。社会主义允许实践内容的多种多样，但如何把上述内容以及其“挂件”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方式作出安排，让它们之间的组合能够创造出良好的效益，而不互相矛盾、拆台，也许才是最重要的。

　　从越南等国的现实来看，“社会主义”仍处在一个漫长的建设过程而远未成熟。社会主义，从学术角度来说，历来存在着不同解释，笔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非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它是悲悯、关爱，是对自由、正义、公平和良好社群结构的执著追求。

　　汉唐余韵与壮士之泪

　　2002年3月2日的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热烈祝贺江泽民总书记访越取得圆满成功》的社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是中越对双边关系的最新定位。与笔者一样有些岁数的中国人，大多记得胡志明当年的一句名言：“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新旧定位相比较，笔者觉得，新定位增加了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好伙伴)、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好邻居、好朋友)的内涵，新定位看似离“兄弟一家”远了，却使两国友谊有了更为现实和持久的基础。撇开双边关系不谈，中越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同源性和类似之处，例子就更多了。在国家公共事务方面，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越南国旗是金星红旗；两国国徽不仅形状近似，而且都有五角星、谷穗、齿轮；中共机关报是《人民日报》，越共机关报是《人民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南则在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在民族渊源方面，中国人称自己是“龙的传人”，越南人称自己是“龙子仙孙”。两国都流行十二生肖，只不过中国属兔的人在越南属猫。语言文字方面的亲属关系也非常明显，越南的报纸、杂志、书籍、影视作品、官方文件和口语交谈中，处处可见汉文借词。有些词汇现在中国已经不常用了，但在越南仍原原本本地保留，如把图书馆称为“书院”，把“旅游”称为“游历”，称海军上将为“水师都督”，称著名的科学家或文学艺术家为“翰林”。

　　越南文字中还有一些词读音和汉文近似，但意思却有所不同。如“bac si”，汉语是“博士”，而在越南词汇中是“医生”。至于汉语“博士”一词，越南仍沿袭古汉语称之为“进士”(tien si)。总的来说，越南语言文字中顽强地保留了许多汉语中已经疏远的汉唐古义余韵，这倒要让早先做哥哥的感佩不已了。

　　还有一件与越南人有关的事，令笔者不能忘怀。笔者所在单位与越南国家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座谈时，座中我方有人无意中提及一些越南年轻女子到东南亚某国从事色情业，场面一时凝重起来，越方一位学者的眼睛镜片后甚至有点点泪光，他昂然正色说道：“越南会富强起来，这种事情一定会过去！”

　　事隔多年，我仍然记得那位越南学者的眼泪和他所说的话。他来自一个曾经打败过法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的有强烈自尊心的国度。有时候我想，如果中国学者出访某个国家，对方有人提起少数中国年轻女子在此从事色情业，“像乌鸦一样”，我方会不会嘻皮笑脸地以“正常啦”或“大概是某某省的，本省女子绝对不会”来搪塞？那位越南学者绝不会问“她们是越南哪个地方的”？那些因家庭贫困而流落异国的越南女子，无论他认不认识，都是他的姐妹，所以他才会流下羞愤的壮士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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