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尽管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官方更愿意解读为温和通胀，但明眼人知道中国真实的“胀”其实早就老高。

　　央行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2月份就高达 5.7%，一季度的GDP平减指数已经攀升至了5.4%。

　　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是什么？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权重严重脱离实际，要么干脆就进不了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这是成就温和CPI的唯一原因。

　　“货币超发-房价上涨-物价上涨”的逻辑在中国从来就是通的。土地和地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工资就开始倒逼着涨。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反过来又会牵引着农产品涨。当下我们看到城市农产品价格涨势迅猛(如蔬菜)，其真实原因根本不是所谓结构性的天气因素，本质来自以上逻辑。

　　各个层面的负利率已经广泛存在，以致资源的错配和不当的投资发生。由于真实的消费物价早就高于一年期储户存款利率(刚刚公布CPI也超过了)，储户发现自己已经陷于对通胀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楼市的泡沫被他们吹起。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一年期贷款利率，则刺激企业囤积原材料，超意愿的存货投资将商品的泡沫吹起。

　　加息一再被延后，并非宏观决策者不清楚早已“负利率”的事实。而是中国地方政府经过过去一年高歌猛进的投资冲动，早已债台高筑，今年余额很可能迈上10万亿元的平台贷款，加息一个点，地方政府每年将为此多付出1000亿元利息。银行希望拖延更多时间，将储户的利息率压制在低位，这样能为未来可能的坏账潮多准备一份弹药。

　　地方政府和银行恰是当下中国经济中最强势的两部分。这便是加息被再三争议的真实所在。

　　随着CPI随后两个月将冲到年内新高，央行加息多多少少会意思那么一下子，当然也就仅此而已。

　　中国的管理层习惯用微观手段(窗口指导、定向调控)来管理宏观问题。行政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效率高于西方的优势。

　　他们迷信低息一样能制服资产的泡沫。通过行政的手段强行将部分需求踢出地产市场，如此去年被赶进地产市场的6万亿元一下子变得没有了接盘，不让你有一个从容的出货时间，生生将你闷在房地产里，逼你蒸发掉，或快或慢。

　　如此货币超发所致通胀的风险或被化解，但粗暴过后，却是一片狼藉。中产阶层受到重挫，财富进一步向政府聚拢。(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