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背景：

　　随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观也越来越为人诟病。在各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江苏省江阴市于2007年推出了一个“幸福指数政绩考核体系”，意在引导地方政府将工作的注意力从过分追逐GDP转向更加突出地改善民生。也有一些地方开始了类似的探索。今年1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以及地方考核、部门考核和年度考核三个试行办法，标志着新的考核评价机制的形成。因为在新的考核评价机制当中并没有引入“幸福指数”这一概念，而且有文章质疑一些地方在借“幸福指数”搞新的形象工程，于是，关于“幸福指数”与政绩的话题又引来争议。有人认为，江阴等地的探索对政绩考核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完善；也有人认为，新的考核评价机制并没有赋予“幸福指数”以“合法身份”，继续关注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围绕这一话题，本刊特邀社会学学者周卫军和党务干部王启东进行探讨。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声音，就是尽管新的考核评价机制没有将“幸福指数”的概念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范围，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和探索没有价值，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而已，并认为将“幸福指数”与政府政绩挂钩，终归是大势所趋。对于这种观点，二位嘉宾怎么看？

　　正方观点：“幸福指数”符合执政理念

　　反方观点：“考核幸福”没有政策依据

　　周卫军：我认为有道理。什么是“幸福指数”？最早在我国开展“幸福指数”研究的邢占军教授这样解释：“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用“幸福指数”衡量政府政绩，以人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党和政府工作的标准，意味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有了实实在在的载体，是对以单纯追求GDP所导致的“有增长无发展、有财富无幸福”发展模式的修正与完善，可以推动人的价值与地位的真正回归。

　　王启东：我不否认这种想法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我觉得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合法性”都值得商榷。我曾在组织系统工作将近十年，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基本规矩还是比较清楚的——按“规定动作”操作。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以及同时配套出台的三个试行办法，就是今后考核、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规定动作”。既然在这套新规中没有将“幸福指数”列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地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就不应该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中列入“幸福指数”，否则就是“剑走偏锋”。

　　周卫军：我的理解是，关注“幸福指数”研究的主张者与实践者，并非要在规定的考核评价框架之外别出心裁地另搞一套，而是着眼于如何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及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下真工夫，花大力气。虽说“幸福指数”的概念并未直接列入三个试行考核办法之中，但“幸福指数”的许多内容、指标已隐含在考核的相关要求之中了。就拿您刚才提到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来说吧，在“完善考核内容”一项中就提到了“注重考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注重考核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注重考核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情况”。这些关乎民生、关乎和谐的内容，就与“幸福指数”的许多内容一致。

　　王启东：恐怕您是混淆了“幸福指数”与民生政绩的概念，更是忽略了幸福感的主观性和个体差异。关于幸福，由于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到了一个具体人身上差别是非常大的。就像电视剧《马大帅》里范德彪所总结的那样：“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网民也有这样的理解：“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拿个人的幸福感去衡量政府的政绩，根本没有科学性可言。

　　主持人：王老师谈到用“幸福指数”考核政府政绩的科学性问题，让我联想到一个现象：通常人们拿“幸福指数”与自己作比较时，可能没有一个人完全对应得上，甚至有的人明明感觉自己不幸福，但在官方数据中他的幸福感却很高。周老师，你认为这是不是所谓“被幸福”呢？

　　正方观点：“幸福指数”可以反映政府作为

　　反方观点：“幸福指数”考核政绩有悖科学

　　周卫军：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认为“幸福指数”一定要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相吻合。实际上，“幸福指数”只是一个宏观指数，无法对应到每一个人。测量“幸福指数”时，不是问人们“你幸福不幸福”，而是通过一套可以反映政府作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作为第一个将幸福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地方政府，江阴市在测算“幸福指数”时共设了五十多个指标，包括家庭收入、生活环境、心理健康等，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各占了60%和40%，以此来保证“幸福指数”的科学和公正。

　　王启东：事实上，无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针对的是整体还是个体，主观情绪的干扰始终是无法排除的。比如，一位四十多岁的职业女性，她拥有很好的工作，丈夫事业有成，孩子在读大学，属于中产家庭，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很幸福，但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们无需了解原因，只要知道她否认自己幸福就够了。如果她的这种态度被带入调查评价之中，无疑会对幸福的评价数据产生直接影响。所以，以带有浓厚情绪的“幸福指数”作为严肃的政绩考核指标，怎么能谈得上科学呢？科学是理性的。

　　周卫军：您的担忧是多余的。“幸福指数”能不能科学反映政绩，关键在于政府的作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感。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从2002年起每半年对全国六大城市展开一次幸福度测量。结果表明，目前国民的“幸福指数”与政府在民生方面的作为有着直接联系。例如，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老百姓不再为医疗、教育、住房而担心，“幸福指数”就会随之上升。与此同时，类似“干部作风”这类平时不易考核的指标，在对民众满意度调查的过程中也能体现出来，进而融入到“幸福指数”之中，这恰恰是对政府政绩的科学反馈。

　　王启东：不知您想过没有，当“幸福指数”成为政府的“政绩”数据，它就很可能像GDP一样，被注入水分或者被片面化。前不久，《学习时报》上有一篇题为《防止对“幸福指数”的非科学态度和功利性表达》的文章，对这种做法表示忧虑——有些地方在设计“幸福指数”时，想当然地设定一些和百姓幸福毫不相干的内容，将“幸福指数”调查统计变成了数字游戏；有些官员为了突出政绩，搞华而不实的“幸福形象工程”，而实际上这只是官员的幸福，老百姓则“被幸福”了。

　　周卫军：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因为一些地方存在偏差而一概否定“政绩幸福指数”的积

　　极意义。我觉得，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对“幸福江阴”四年来实施成效的总结可以体现出其意义所在：第一，促进了民生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民生的改善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在关注民生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良性转轨。第二，因为“幸福江阴”贴近百姓，有助于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协助政府共同谋发展。第三，转变了党委、政府的执政理念，做决策时首先要想一想怎样使经济和民生同步，考虑到老百姓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

　　王启东：个案短期内的成功并不能证明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因为江阴作为全国百强县的第一名，有其独特的发展背景和现实条件。别的不说，就其百姓的富裕程度而言，在全国两千多个县中有多少可比性？如果江阴是个西部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还会有那么高的“幸福指数”吗？另外，关于江阴做法我也有所关注，当地政府也承认，江阴在“幸福指数”的测算方面仍存在技术性难题。这一问题若不突破，又何来借鉴意义？

　　主持人：王老师说到了“幸福指数”测算存在着技术性难题。这正是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因人而异的幸福感到底可不可以量化？让“幸福指数”成为一项评价指标是否具有操作性呢？请二位嘉宾继续讨论。

　　正方观点：幸福可量化，值得期待

　　反方观点：技术难突破，不宜乐观

　　周卫军：诚然，目前“幸福指数”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量化幸福的指标可以日趋完善。就江阴而言，当地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更科学地量化幸福。据江阴市统计局介绍，他们每年都组织人员，随机抽选1200户左右的市民或家庭进行上门问卷调查，综合当年的就业、人均各项收入、环保、医疗、文化达标等各项客观评价指标，分析撰写监测报告，向社会公布幸福指数统计监测结果，实施动态跟踪，使结果更加真实、客观。我认为，量化幸福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值得期待。

　　王启东：我发现您把“幸福指数”想得过于简单了。由于评价体系不同，提取样本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即使研究方法一样，幸福感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下，也会表现得很不一样。浙江财经学院的陈惠雄博士曾开展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浙江人平均幸福指数是6.68；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达7.2。与此同时，杭州市七医院在调查统计中发现，浙江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17%，不幸福感远高于其他人群。同样是浙江的公务员，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到底该信谁？

　　周卫军：这只能说明提取样本的不可比性，量化幸福的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于幸福可不可以量化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以幸福指数定政绩”的不丹国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不丹人创立的幸福模型，由4个柱子、9个区域及72个指示器组成。4个柱子是经济、文化、环境及良好的管理状态。具体指标用9个区域和72个指示器进行衡量，连“每天花多少时间陪家人，花多少时间工作”这类内容都列入其中。如今，不丹虽然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是全球最高的。就连美国、英国、日本也开始研究推广“国民幸福总值”在政治中的应用。

　　王启东：既然您也认为“幸福指数”作为一门新兴的学问，在国外的实践中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国内更有待于完善，因此，我更有理由坚持我的如下观点：在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和操作手段缺乏科学性的条件下，草率地将“幸福指数”引入政府的政绩考核领域，难免会脱离实际，甚至影响决策的正确性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欲速而不达。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这是外在的指数无从概括和描述的。如果“幸福指数”的数字化表现不能真正体现老百姓的幸福感，这无疑是对幸福的最大嘲讽。

　　主持人：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讨论。幸福就像一座灯塔，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个人奋斗，无一不是为了通向幸福。我们关注“幸福指数”的话题，并不是要去钻牛角尖，目的在于思考如何使考核评价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具有导向性；通过建立一个能够体察百姓冷暖的温度计，设身处地地体察百姓的所思、所求、所盼。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原载于201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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