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上海国资》记者 孙汝祥

　　即使中国GDP可以增长6%、7%，但是这种增长本身可能也拉动不了就业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词汇，似乎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不二法门。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接受《上海国资》专访时表示，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不足以揭示当前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经济增长偏离就业创造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套用围棋术语则是棋盘中最需要落子的“急所”。

　　《上海国资》：近来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社会上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您认为一个合理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喜欢谈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指什么呢？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我觉得这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就是过分地相信政府的力量，天真地认为，经济结构是随时可以调整的，是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优化的结构的，而优化的结构会导致一个优化的增长路径。

　　我个人认为，有些问题不需要我们从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因为结构是一个很玄乎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抛弃目前调经济结构的看法。因为结构是内生的，结构不是我们强加给一个经济的，这个经济衍化出这样所谓的结构，我想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看当前经济，不要去看结构合理不合理，也不要去谈如何调结构，我们现在就看问题本身。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军：经济增长跟就业创造慢慢开始偏离，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但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

　　中国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劳动力人口规模特别大。目前金融危机、全球动荡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就是，即使中国GDP可以增长6%、7%，但是这种增长本身可能也拉动不了就业。这几年进入到没有就业的增长中，是完全有可能的。

　　《上海国资》：为什么会产生有增长、无就业的问题？

　　张军：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像1990年代中期以前，创造那么多的就业机会？我觉得这跟现在经济增长更多地集中在沿海、城市、制造业有关系。说白了，就是现在的增长是选择性的增长，增长点都在中国的沿海，都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都在制造业。

　　而制造业拉动就业增长的能力，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随着制造业自动化水平和复杂性的提高，规模的不断扩大，会有一个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所以GDP的增长集中在制造业本身会经历一个吸纳就业能力不断下降的过程。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长的产业恰好是服务业。

　　第二，经济增长过多地在城市，而不在乡村，这跟1980年代不一样。中国1980年代经济增长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包括农业和非农产业，都是在农村地区。 

　　经济增长发生在城市有什么问题呢？这里面涉及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这个转移又不是那么自由，所以有很多服务业的机会没有办法给更多的农民。大量的服务业机会其实是排斥城市以外的劳动人口的。

　　第三，中国这些年以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为什么持续扩大？因为资金流向了沿海和城市。而乡村地区，农民尽管对经济增长是做了贡献的，但是他们拿到的资金其实是很少的。有研究发现，过去十几年，农民是中国的储蓄大户，但这些储蓄大部分都流向了沿海和城市。也就是说，对农村来讲，它是一个资金净流出的地方，而不是净流入的地方。

　　要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克服这3个问题，即增长过多地集中在城市，集中在沿海，集中在制造业。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上海国资》：造成“3个集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张军：这是由1993、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新的增长机制导致的。分税制把增值税作为主要的分享税种，其中25%的增值税归地方，而增值税主要来自投资、来自生产。所以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对投资就特别感兴趣。而沿海城市相对具有地理优势，招商引资更容易，所以投资的扩大更容易。而投资越多，它拿到的税收返还就越多，分享到的增值税就越多。这样就客观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激励。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1994年之后的财政体制不是一个平衡体制，而是奖励体制。经济增长越快的地方，拿到的转移支付就越多，得到的税收返还就越多。中央财政虽然也给落后地区，但是沿海地区拿得反而更多。

　　因此，1994年之后的体制，是一种增长导向的体制，鼓励增长，这样就逐步衍化成现在的体制。所以地方都为增长而竞争。中央政府目前尽管也做了些平衡化的工作，但总体上这个体制没有改变。

　　3个集中跟增长机制是有很大关系的。目前的激励增长机制，一定会驱使投入更多地集中于沿海、城市和制造业。因为城市的地价比农村贵，沿海地价比内地贵。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来吸纳投资。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它只要把土地批租，有项目进来，它的GDP就有了。所以土地变成了一个杠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体制又是抽租的体制。

　　《上海国资》：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

　　张军：我觉得现在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对土地要有更多的约束。这些土地不能由地方政府单一的、通过批租的方法商业化。其次，土地的收入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占有。中央政府要不要分享收益？老百姓要不要分享收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因为现在的土地收入都归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去批租土地。再次，土地本身要有数量控制，不能无限制批租。

　　对中央政府而言，要对中西部地区，对乡村要有更多的基础投入。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方面，中央政府要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以产生均等化的效果。

　　在金融层面上，现在的做法是错的。现在的做法比如农村信用社、小型银行，都被逐步改造成商业银行、大银行，而一旦信用社变成商业银行，小银行变成大银行，它的资金马上就会转移，向外走，去支持工业，去支持城市，而不会留在农村，农村的资金就更少了。

　　《上海国资》：您前面还提到，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张军：计划经济的遗产之一就是，我们始终相信只有制造业才是生产，服务业不是生产性的。其实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可以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而且我们要打破一些观念，难道中国天然地就是要做制造业大国么？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劳动力，所以中国必须发展制造业。但这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工业化是中国必须要走的唯一道路吗？其实这条路是走偏了的。计划经济就是要搞工业化，限制服务业的发展，但最后怎么样呢？还是没有走出工业化来，而中国现在还在走工业化。我们应该打破这种思维定势，不要理解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救中国，只有工业化才能提高人均收入，这是不对的。

　　其实服务业具有无限层次的创造就业的能力。服务大家不会嫌多，但产品可能会多。而且服务业发达了，可以改善制造业的效率。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