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进社会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严防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严防国企及国有控股企业形成“特殊利益集团”，防止企业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扩大，理顺社会收入分配问题

　　增加科研和教育投资，扩大社保和医保的范围

　　李长久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深层次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过去30年美国经济增长依旧强劲，“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及人均财富）是提高了，但绝大部分进了少数人的荷包，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代得逞。”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指出，放贷方的“不公正与欺骗行为”，是2007年7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爆发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我们带来了三点重要启示。

　　启示一：社会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要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在美国国内和主要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是实行“劫贫济富”政策、还是实行“劫富济贫”或“抑富济贫”政策之争。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研究发现，20世纪20年代以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地产行业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这种税收体制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后，民主党人罗斯福1933年3月4日入主白宫后，开始实施“新政”，在其第一任期，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升至79％，到50年代中期高达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以上。克鲁格曼的评价是，“新政”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美国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

　　共和党人里根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后进行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降低最高税率。里根执政8年期间，把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46％降至34％，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被称为“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克鲁格曼指出，似乎美国经济增长仅和华尔街有关。美国《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家庭中将近20％没有净资产，最底层40％的家庭拥有资产仅占美国家庭资产总额的0．2％，而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最富家庭却支配着美国财富的近40％。从1983年到1995年，最富1％家庭的财富增加了17％，而最穷40％家庭却失去了其财富的80％。

　　我们应吸取的主要教训是：要改进社会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严防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据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在全球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有29个国家，低于中国的有94个国家。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0．4为警戒线。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从1980年的0．32提高到2005年的0．447，同年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25。截至2007年末，我国人口总数已达13．21亿，其中城市人口为5．94亿，占45％，农村人口为7．27亿，占55％。但是，在2007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09亿元中，城市消费占67．1％，农村消费占32．3％，农村人均消费仅为城市人均消费的三分之一。我国政府曾多次提出扩大内需，但个人消费开支占ＧＤＰ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48．8％降到2007年的34．8％，主要原因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没有相应提高。

　　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逐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第一，大力资助农村和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社会收入差距；第二，实施累进税制。德国和北欧国家既实施累进税又实施有利于穷人的福利措施，抑制社会收入和贫富差距。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措施是行之有效的，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启示二：要妥善解决垄断超额利润、大公司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

　　美国共和党执政期间，听任大公司垄断和牟取超额利润。从1988年到1998年的短短10年间，铁路行业五大寡头公司占有市场份额从59％提高到76％，五大寡头百货公司占有市场份额由46．5％提高到75％，五大寡头电话公司在电话服务业领域已占据85％的市场份额，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垄断了美国汽车制造业，波音公司并购麦道公司后几乎独霸美国飞机制造业和市场。据统计，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金额从2003年的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有10万多亿美元。

　　大公司、大财团的高管们与评级机构相互勾结、弄虚作假，在为垄断集团牟取超额利润过程中获得高薪酬。克鲁格曼尖锐地指出，这已不仅仅是社会平等问题，而是美国曾经的一个基本信念和道义——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将不利于士气——的崩塌。据纽约州审计署统计，在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华尔街高管分红仍高达184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繁荣时期的水平。奥巴马总统指责华尔街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在经济衰退时仍收取丰厚分红，为“可耻且不负责任的”行为，并要求这些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不得高于50万美元。

　　关于垄断、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的关系，我们要吸取如下教训：

　　第一，严防国企及国有控股企业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到2007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已降到2．1万户，在关系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命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和高度集中。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做大做强乃至发展成为若干家跨国公司，有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但是，必须要严防其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严防被少数人把持和为少数人谋取特殊利益。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必须加强有效监管，企业决策要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吸收职工参与决策和监管，财务要公开、透明。

　　第二，既要贯彻多劳、贡献大多得的原则，又要防止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年薪高达6616．1万元，相当于企业退休工人收入的5105倍，相当于中国社科院一位离休85岁著名经济学家收入的1253倍。这既不公平又严重脱离中国国情。

　　第三，建议我国有关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理顺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我国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甚至在一个城市的工资很不平衡。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能否调动多数人积极性和社会长治久安问题。希望我国有关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合理。

　　启示三：财政开支既要惠及广大群众又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到2007年，我国ＧＤＰ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人口多，人均国民总收入（ＣＮＩ）为2360美元，在世界银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居132位。如何管好钱和用好钱，这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实现长远发展目标极为重要。

　　我国浪费和资金流失情况相当严重。行政费开支不断增加，我国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4．71％、1995年的14．6％扩大为2006年的18．73％；“三费”浪费惊人，据估计，2005年，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公车消费、吃喝消费和公费外出（包括出国旅游）等所谓“三费”开支高达万亿元人民币；贪官们携带大量财富外逃，过去10年，携带资金达6500亿元，超过我国政府2008年用于“三农”支出预算的6000亿元。同时，我国社保及医保覆盖面小、自主品牌少、研发投资仍然较低、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严重不足等问题也相当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民生是国家之本，妥善解决社会收入分配、扩大社保和医保范围，能够逐步实现收入分配趋于公平，造福于全国人民；增加研发和教育投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目标。

　　（作者单位：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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