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带着上百亿美元的采购计划，由商务部长陈德铭带队、100多名中国企业家同行的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赴欧采购团”)已经开始了欧洲四国之行，仅在德国一站就签署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合同。在世界经济噩耗不断、大规模跨国采购一时近乎绝迹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个“订单外交”自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要充分理解此举的意义，就必须放在中国整个反危机战略的框架下审视。在当前这场八十年未有之危机中，中国的目标从低到高可划分为以下3个层次：

　　减少、消除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削弱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等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借助危机冲击改善内政与经济秩序；最大限度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力，包括巩固、增强本国在周边国家／地区和其它重要国家／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尽可能提高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

　　赴欧采购团的直接目的可以划入第一层次，包括通过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同时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自己对外资产的安全；我们如果利用得当，还可望有助于实现第三层次目标，即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软实力。而要充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又必须把握几个关键事项。

　　激活“沉默的大多数”

　　19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我国对美欧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格局逐步走向长期化，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经贸争端日益向纵深发展并与各种摩擦纠缠在一起，我国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订单外交”手段。

　　假如运用得当，“订单外交”有助于遏制贸易伙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活动，从而降低贸易争端爆发的几率和烈度。在理论上，自由贸易更能增进当事国的福利；贸易伙伴(特别是西方国家)国内保护主义集团之所以如此活跃，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政治游戏规则下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贸易保护主义者绝对人数虽少，却是“活跃的一小撮”；受益于对华贸易的消费者和相关行业等绝对人数虽多，却是“沉默的大多数”；组织严密的“活跃的一小撮”有着强烈的动机去为实施贸易保护而奔走呼号，其政治动员能力往往显著超越组织涣散的“沉默的大多数”，能够有效地“绑架”其母国的外交政策，依靠牺牲广大公众的公利而自肥。

　　而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无论是选民群体，还是政客和政治集团，天然就更倾向于寻找外部的替罪羊，而不是自我反省，去进行可能相当痛苦的自我调整。而且，为贸易保护主义而付出代价的进口国公众可能还会对此给予支持，因为在不需要打开钱包时，他们能够看到本国企业在进口冲击下关闭、本国工人在进口冲击下失业，从而产生恻隐之心，但看不到出口市场对更多中国工人的意义。我们需要激活“沉默的大多数”，借助他们遏制“活跃的一小撮”。为此，通过“订单外交”，将我国原来分散的海外采购合同集中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订单，有助于提醒贸易伙伴国内社会重视中国商业机会的潜力，削弱公众对保护主义的支持。

　　对外贸易增长快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是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特点之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由此持续上升到全世界大国中的最高水平。其他大经济体外贸依存度通常很少达到30%，即使以外向型经济而著称、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2007年其GDP为45690.31亿美元(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出口额、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3340亿美元、713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不过29.2%，出口依存度为15.6%；但中国外贸依存度1995年就达到了39.7%，2007年为64.4%，出口依存度为36.1%；2008年外贸依存度为58.3%，出口依存度为32.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90年达到50.4%的最高点，2005—2007年分别为24.1%、19.3%和19.7%。

　　无论是作为反危机的短期目标，还是作为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长期战略，我们都必须将扩大内需作为首要任务，但出口部门不仅仅为一大批国内产业提供了下游市场，也为众多居民提供了得以消费的收入来源，假如不能保证出口适度增长，至少大体持平，我们的反危机战略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就注定是步履艰难的。

　　对外经贸部门当前“保增长”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无疑是正在兴起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作为世界第二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19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更大，我们不能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蔓延。为此，我们可以考虑准备威慑措施(如制定贸易报复清单)，还需要以身作则，以“订单外交”、扩大对外投资等实际行动表明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意愿；而作为一个国际储备充裕的顺差大国，我们有实力开展“订单外交”的实际行动。

　　不仅如此，此次赴欧采购团标志着我国订单外交的一大进步。因为在此前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中，订单外交主要是作为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工具，往往是在对方发起对华贸易摩擦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次我国是在西方国家并未专门针对中国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美国经济刺激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虽然在全世界激起了猛烈的抨击，但我们不能视之为专门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因为与无差异地全面提高关税壁垒不同，“购买美国货”条款并不能适用于所有进口品，只能适用于政府采购项目，这样一来就大大限制了该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出口国的杀伤力。而且我国本来就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在美国政府采购市场上并无太多既得利益可以丧失。我们之所以需要反对“购买美国货”条款，并不是因为这项条款让我们失去了多少既得利益，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警惕将这项条款推广到仅有部分属于政府资助的项目，从而成倍放大其杀伤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保护范畴。

　　从更高层次上看，我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黑云压城之际派出大型采购团，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降低对外资产风险

　　不仅如此，与昔日在对方贸易摩擦压力下派出的采购团不同，当前以“采购团”方式扩大进口，还有助于优化我们的对外资产结构，降低风险。由于进口下降快于出口下降，我国贸易顺差在危机时期反而显著扩大，这伴随着一定风险。2008年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比上年(2627亿美元)增长328亿美元，其中雷曼倒台、次贷危机陡然升级后的10—12月月度顺差额均超过200亿美元；今年1月份当月实现贸易顺差391亿美元，增长102%。

　　不仅如此，由于危机期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激增，奥巴马的反危机计划又将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不仅降低了我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收益，而且放大了美国潜在的债务危机和美元危机风险，对我国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如俄罗斯居民在遭受危机冲击、卢布急剧贬值的2008年消费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居民总支出超过了居民总收入一样；为避免风险起见，我国实有必要通过扩大进口、扩大海外投资等方式尽快将手头的巨额美元花掉一部分。我国近来之所以在资源市场上频频大手笔出击，中铝对力拓提出195亿美元投资案，与俄罗斯、巴西签署350亿美元“贷款换石油”协议，原因之一，就是如此。

　　而在海外采购和海外企业并购两种方式之间，扩大海外采购风险较小。海外并购交易完成之后，我们收购的企业在其经营存续期间必须不断承受各种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

　　不仅如此，此时赴欧大手笔采购，还可望赢得较好的交易条件。因为西欧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多以高档消费品和先进技术装备见长，经济景气时期购买者多，可待价而沽；在经济萧条时期则沦为潜在客户们削减预算的首选，不得不降低身段。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团购”的优势，交易条件还可望进一步改善。

　　订单外交如何效益最大化？

　　除了慎选订单外交对象，选择能够对我国努力作出合理回应而不是妄自尊大的国家之外，我国在实施订单外交策略时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对西方国家的订单外交尤其如此：

　　首先，我国海外采购的前提应当是我国对所采购的商品有现实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此前海外舆论往往存在偏颇，更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也有一些舆论盲目跟随海外口径。以2006年吴仪副总理带队赴美采购为例，媒体上充斥的是对这些采购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分析，却见不到对所采购货物适用性、性价比等方面的分析。如此偏颇的宣传，将令社会公众产生何种印象？而且，这种偏颇的宣传，无形之中将会让人觉得：似乎中美贸易失衡是我国的过失，我们有义务弥补这种过失；实际上，这种印象是极其荒谬的。此次赴欧采购团采取“政府发起组织、企业报名参加”的形式，希望企业采购的是自己真实需要的产品，而不是采购无用之物。

　　其次，我国从发达国家扩大进口先进技术装备不能损害我们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努力。经过10多年实践，我国一度盛行的“市场换技术”策略总体上已经基本被证实效果不佳。为了给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动力，为了给我国国民创造尽可能多的体面就业机会，我们必须走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路。而正在兴起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那种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因为经济危机也大大增强了各国争夺海外市场的动机，相信各国将更多地运用财政、金融等项工具支持本国企业夺取海外市场。

　　我们不可为一时之利而损害自己的长期发展潜力，必须尽可能将先进制造业产品进口局限于必需范畴内。为此，我们在政府采购、关税、加速折旧、退税等方面应给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产品创造与进口品平等竞争的机会，消除在某些局部已经相当严重的对国货逆向歧视倾向。

　　第三，我们对发达国家开展订单外交的主要对象是技术装备，而扩大进口这类产品应伴随着进口内容的升级。以往的教训是单纯注重引进硬件而忽视消化吸收，导致我国对国外的技术落差未能因引进而缩小，出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有鉴于此，政府和企业应增加引进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预算，包括引进专家。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带动了服务贸易进口，更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

　　第四，平衡订单外交对象，避免过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作为一种主动的经济外交工具，我国完全可以把订单外交用于推进我国主导的区域／双边经济，争取更多的朋友。我国和东亚诸经济体都需要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且我国进口正在迅速成长，在东亚区域内的商品吸纳中心作用日益突出，东亚经济体早已成为中国内地进口增长最大的受益者。对巴西、澳大利亚、中东国家、俄罗斯、中亚国家……我们也都可以考虑实施类似的订单外交策略。尽管有时可能未必有对美欧国家的订单外交那么引人注目，但实际上我国对东亚和其它原料输出国的订单外交，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第五，在向贸易伙伴进行包括经贸协定在内的广义订单采购之前，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未来对这个贸易伙伴的定位，以免反而可能削弱日后对方与我国达成更全面经贸协定的动机。1990年代，部分由于从美国《非洲发展与机会法案》受惠颇多，南非反而没有兴趣付出额外的代价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了，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个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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