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特别是大量外资涌入的推动以及境外市场的拉动，则站在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经济体的今天向前看，持续增长的动力将来自进一步对内开放。

　　如果将价格形成与波动机制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改革，看成过去30年对内开放的内容——对本土市场机制的松绑，但就程度而言，远不如对外开放。

　　现在看来，对内开放的严重滞后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过于依赖外部消费市场。为此，汇率机制长期扭曲，不合理地使用出口退税政策，形成了用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大量补贴非本土消费者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政府政策和生产力布局重点是维持外部市场需求，因而提高本土消费者收入与消费能力的政策措施受到相对忽视，扩展本土消费的服务业发展滞后。

　　二是对本土私人(民营)资本的培育、形成和发展采取了歧视态度与政策。如果说现在已经形成的私人资本特别是那些生产经营性民营资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过去没能获得正常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即便是经过了30年的体制改革，近70%的本土生产性资产和几乎全部金融资源，均以国有独资和控股经营的形式，掌握在政府手里。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服务领域，除去国有资本的绝对控制，剩余部分已是外资的天下。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格局里，几乎没有本土民营资本的影子，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给他们机会。

　　30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尤其是那些大中型机械制造、装备、重要原材料及能源等领域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机会，基本上是给了外资。值得重视的趋势是，伴随政府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支撑的国有企业大规模持续投资，国有资本的积聚越来越大。特别是伴随这次中央政府宣布的4万亿元公共投资，以及各级政府紧跟着公布的大规模财政投资，大有将过去非国有化部分重新拢回去的态势。

　　非但如此，外资还占据了中国本土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知识与技术、品牌、贸易渠道等多种因素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更由于土地、环境、资源、税收等方面的一再优惠，使只占资本总额30%的外资，拥有了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 。

　　作为这种增长的结果，一是中国的本土投资基本被外资和国有资本所把持，挤占了本土民营资本的应有机会。二是经济增长成果主要被外资拿走，然后是国有企业及政府财政，民营资本和普通大众所获最少。但随着各类支持国有企业和政府甩包袱的改革，陡增了大众的负担。分配的不平等变得日益严重，在导致国民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均小于GDP、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同时，造成了本土高储蓄率、低消费能力的局面。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在这种格局中大幅上升。

　　由此，在当前急需“扩大内需”度过本次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关口，应当在国家政策指导思想、具体政策措施设计以及制度改进方面，尽可能对本土民营资本开放，给予他们更多更优惠的机会。如果这次危机过后，中国还不能实现对本土民营资本的充分开放，不能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则新一轮经济增长仍将是低效率和脆弱的，从而是难以持续和健康的。

　　对本土民营资本开放，以笔者的意见，目前最值得重视的有两点：首先，无论是公共权力机构，还是广大公众，应当以宽容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的那些生产经营性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已经形成庞大营销网络、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有着高效而较强竞争能力、具有较广泛前后项产业联系、对众多生产商有着较强支持力量、位居行业前列的民营企业，不仅不应过于关注甚至追究其成长过程中的问题，还应当在此次大规模扩大内需的过程中，给予更多更大的公共财政投资、银行信贷、行业和市场政策方面的支持，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否则，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和心态，只看到其创立和成长中的问题，而不顾民营资本成长的环境扭曲和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利益，就会很容易将庞大的民营企业毁掉。

　　其次，应当本着公平原则，充分放开本土私人资本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进入，尽快消除民营资本的行业进入壁垒，特别是一些歧视性政策指导思想和具体法规制度。不可否认，今天的本土私人资本存在很多问题，但国有资本和外资存在的问题更多。信任并将机会给予那些问题更多者，天下哪有这种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