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煜辉

　　我们总是在争论，货币是要紧还是要松。

　　我看还是宏调是否需要转向的问题。货币调控是否还要继续担纲调控的主角，这是以上问题的关键。货币政策从一个“频繁操作、多做多错”的状态过渡到逐步淡出宏调的中心，由价格改革担纲、辅以财政政策配合，恐怕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中国经济为什么通胀？因为信贷和投资规模需求太旺。需求为什么旺？是货币过多吗？直觉上好像有道理，但那不过也是个现象。过旺的本质是投资的利润不正常，太高了，货币都是趋利的，高利润必然激励着货币信用的创造。那么回过头来问，为什么在中国投资的微观利润那么高？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所在。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于是我们就看到，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却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劳动标准和超级的税收优惠。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经济体一下子被整体抛向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全球资本、要素乃至产业链的移动注定是空前的。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如此扩张。这正是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技术进步、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溢价。

　　体制中最本质问题(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不解决，货币信贷政策有什么用？它或许能改变总量规模，但它能够改变经济体的既有利益结构吗？可以想见的是，体制下信贷紧缩的结果必然伴随着更为扭曲的资源配置。金融必然要与权力相结合，金融资源必然要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政府控制着土地、资源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而这一些恰恰是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不要过多责怪我们的银行，他们也是经济人，股东利益最大化要求只会驱动着它们将紧缩的总量尽可能地往资金最安全、盈利最有保障的部门送。

　　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搞宏观调控，货币、信贷、汇率政策使了个遍。最后回过头来看，调控的核心还在于政府活动的经济领域。

　　如何调控政府活动的经济领域？货币、信贷、汇率这些市场化的工具注定是效用有限的，因为土壤不是市场的，而是政府的。价格可能是当今唯一可行的手段。

　　价格改革不仅仅是涨价，本质是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放开价格管制实质上是最有效、最精确的需求管理，只有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才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迫使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才能真正把那些长期靠政府背景的、在各种要素上获得各种好处的企业从资源配置的市场中挤出去，好的企业才能从政府的资源指挥棒下彻底解放出来，才能获得雨露和阳光得以成长。

　　不要过分担心信贷和投资，价格放开了，企业投资的方向就理顺了(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被控，产业结构必然是扭曲的)，投资的利润正常化了，信贷和投资的需求自然也就下来了。

　　当然，价格放开，短期内会对CPI和PPI构成一定的压力，资源超额需求的企业会被清洗，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消化这种短期冲击。

　　首先，价格放开的冲击对就业影响未必有想像的大。放开价格管制，剑指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这些是政府活动的主要领域，本身就不吸收多少劳动力)，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不大，只要我们在出口退税和汇率政策上灵活把握，加以扶持。更主要的是，政府累积的庞大的财政盈余必须为熨平经济波动和经济转型发挥作用。加大教育、医疗、廉租房等民生投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减低个税 (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通过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

　　总的看来，价格改革是用短期的价格上涨，来换取一个均衡的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结构，来解除长期通胀的压力。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