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一国经济而言，有时可能既要考虑眼前的问题，又要思虑未来的隐忧。而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和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判断是相当乐观的，所以国人经常听到的是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如何，而对眼前的困难和难题却并未感到莫大的忧虑。

　　从去年底开始，有关中国经济的近忧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先是对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到今年上半年，对于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已经转变为对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上升的担忧。

　　这种担忧当然是有根据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0.6%，环比回落0.7个百分点，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 10.1%，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也在回落。5月和6月，CPI同比涨幅环比分别回落0.8个和0.6个百分点，CPI环比分别下降0.4%和0.2%。

　　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是符合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虽然全年GDP增长下降到8%的可能性不大，但力图回归到一位数的增长率，至少反映出中央政府不希望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的谨慎态度。根据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今年全年GDP增长大致会在9%左右，否则不足以抵御势头难降的通货膨胀压力。

　　虽然5、6月CPI略有下降，但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7.9%，通胀总体水平依然偏高。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和3%以下的低通胀和4%以下的低失业率，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预期。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均保持极其缓慢的微升状态，实在是一种非常态。可以说，已经积聚很久的通货膨胀压力总要有一定程度的释放。

　　我以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说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但也绝非什么“输入型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的成因推给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国际上有些人把中国说成是通货膨胀的输出国一样荒唐。中国经济的近忧至少还包括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依然是不断上升和扩大的国内需求。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远虑首先是能源危机，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而能源储备、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长期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其次是国家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在近十年里不能在专利发明、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方面有重大转变和突破，很可能会错失最有利的跃升时机，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将会出现整体下滑。

　　中央上月提出了“保持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反映出政策层面的重点有调整，从去年下半年侧重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转向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的持续上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目标和要求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落实的情况实在难以令人乐观。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变革滞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已经花费接近30年的时间，对于何时完成这种转轨和过渡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对于宪政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推进路径仍然没有达成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当然有理由为近年来有可能出现诸多意外而担忧。

　　希望决策层能够未雨绸缪，以免陷入临阵磨刀、应接不暇的尴尬境地。(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