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升值”

　　文/杨燕青

　　事实一再证明，在全球每年无数位从经济系毕业的学生中，能成长为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的并不多；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成为经济学家的人中，能成为一流经济学家的更是屈指可数。这是由于，一名好的经济学家需要多种素质的组合：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分析框架、理性、灵感、数学分析能力……等等。

　　如果要成长为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说三道四”且能说到点子上的经济学家，还至少需要以下一组条件：熟悉经济运行全局和决策框架程序、思维全面均衡、善于可行性分析、没有偏见……等等。

　　再进一步，如果要成长为能对国际经济政策产生影响的经济学家，另需要附加英语是工作语言、熟悉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等条件。此外，恐怕还需要超越某种“民族主义情结”。

　　由于踏上了向《华尔街日报》靠拢的旅程，《第一财经日报》在2008年变成了一周六次和读者见面。由于版面的扩充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我们最近开始了针对北京上海等地一流名校的新人招聘。来自北京名校的一圈经济或金融系应届毕业生围坐一圈，谈及人民币升值，年轻的面庞们抑制不住激动，纷纷说道，在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一再升值，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扭转这种局面。

　　这些年轻的面庞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能够解释，为什么因为美国或者欧洲希望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不能升值。支撑这个结论的论据来自年轻的热情和一个简单的逻辑：作为敌人(或者假想敌)的别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是不应该也不能做的事。但在这个逻辑占据全部大脑前，他们没先仔细想想：对于中国自身而言，是否应该升值？应当如何升值？

　　有人在论及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曾提及中国应摈弃“小国思维”。“小国思维”往往把思维的出发点锁定在别人，而不是自己，因此很容易过多地产生“受害者思维(Victim Mentality)”。对于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而言，这个问题显然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想穿这一层，似乎还不那么容易。

　　越过简单的热情和“小国思维”，要成为一位好的谈论汇率的经济学家，还需要国际经济学训练、熟悉国际金融架构以及中国经济运行。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定律”在中国被不同的思维框架引用，解读为不同的版本，并且令人惊讶地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中国的决策者确实选择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复杂的渐进改革方略：渐进的人民币逐渐浮动，渐进的人民币可兑换(或曰资本自由流动)，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为了让货币政策独立，在资本项目不可能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人民币自由浮动已经不可避免，何况中国决策者已经选择了“渐进、自主、可控”的人民币浮动之旅。此外，更强的中国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显然对应着更贵一些的人民币，这并不难理解，难的是处理好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全球架构下、结合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娴熟地安排自己的汇率制度和政策取向，这绝不是仅仅用简单的民族热情就可以应付的。

　　在比较年轻的一批投行经济学家中，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对“人民币政治经济学”的解读看起来超越了他的年龄。除了良好的训练和悟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历无疑给他提供了看待这一问题的良好视角，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国际金融组织眼中的人民币，尤其是在2007年6月IMF总裁拉托总裁力推“汇率双边监督新规则”前后。

　　如果没有修订原样实施，“汇率双边监督新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将非常巨大。但是，在高层决策圈之外，似乎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个新规则，中央财经大学的张礼卿教授是其中之一，王庆更是以其“前IMF经济学家”的身份对这一新规则作了深度诠释，例如他提到了汇率偏离(currency misalignment)和汇率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的区别，前者是指指一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其均衡水平发生了偏差；后者指一国的汇率政策阻碍了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用于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可以被区分“善意”(benign) 和“恶意”(malign) 的两种偏离。显然，汇率偏离比和汇率操纵更容易被判定，而如果IMF将其作为标准实施，中国的腾挪空间显然就被压缩了。应对这个局面，需要的是政治智慧，在多方努力下，据说IMF可望对这个双边规则进行修订。

　　事情看起来确实比较复杂，但是，当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趋于同一方向时，我们当然没有必要仅仅为了“不让对手快乐”，而不做自己该做的事。由于互相掣肘的国内金融架构和宏观形势，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决策者而言，人民币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但是，无论如何，正如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升值，是“我们的升值”，而不是别人的；同时，显然，“我们的升值”并不等于“不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