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自由经济理念改变了全球面貌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过去两个月来，我们家正在四处看房，因为我与太太在计划换一个大一些、新一点的住房。两年前，大孩子上了大学，家里就剩下我、太太、小女儿三人，按理，我们家该换一个小一些的房子才是，怎么会要换一套更大的住房呢？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房价下落、房屋贷款利率下调。次贷危机爆发后，今年应该是美国房地产投资的好机会。除了投资的因素外，不用说，房子大一点会住得更舒服一些么。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家的支付能力。

　　目前，美国大选的预选战事正浓，如果你听那些候选人的讲话，尤其是民主党候选人的演讲，你简直会以为美国的末日已经到了，这个国家几乎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民主党那边已经势头压过希拉里而成了领先者的候选人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就是要“改变”、甚至要“革命”，要推倒从头再来！这恐怕也算是所谓的竞选文化吧，要想上台的政客总要把现状说得一塌糊涂，以此许诺自己上台后如何扭转乾坤，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就是这样的套路。并且，奥巴马要否定自由经济体制下的低税经济政策，要以大政府去干预美国人的经济生活。

　　客观地说，今天的美国包括美国经济的确有许多麻烦，比如能源价格越来越高，但从根本上讲，美国经济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衰退，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在变好，并非是一天不如一天，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还有能力想换大房子呢？此外，对经济发展的趋势，应该从一个更长是时间段来看，比如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中间当然有起伏，在一个社会里，也总会有一些人在经济上遇到困难，但社会整体以及长远的走势却更加重要。毫无疑问，过去的二十五年，美国整体经济和个人财富都有健康的增长。

　　除了美国，世界其他地区在过去二十五年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也是大范围长时段的高增长。那么，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经济大发展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起了主导作用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在今年二月发表了一篇有关全球经济的论文，题目是《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的时代》）。前年过世的弥尔顿·弗里德曼是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数十年来最得力的倡导者之一。在Shleifer看来，过去二十五年全球经济发展的背后就是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自由经济理念。Shleifer在论文开篇引述了一系列经济指标，比如在通涨指数调整后的全球人均产值，从1980年的5400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500美元，在同一期间，人的寿命延长、教育更加普及，婴儿死亡率、贫穷率大大下降，与1980相比，更多的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

　　Shleifer推断，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全球范围内，自由经济体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从富有的国家到贫穷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在实现私有财产、自由贸易、控制预算、降低税收的经济政策，这些无疑都是出自于自由经济的思想。Shleifer认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三个重要事件开启了这一次全球经济的新历程：1979年，在政坛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发起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而让数亿人在20多年间摆脱了极度贫穷；同一年，“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入主唐宁街10号，开始了极为大胆的改革，从而让久患“英国病”的老帝国在经济上重新振作了起来；再过了一年，电影演员出身的自由经济信奉者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大力推行自由经济政策。这三位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虽然不一定读过弗里德曼的书，但无疑都受到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Shleifer因此把过去的二十五年称为“弗里德曼的时代”，而这二十五年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也正得益于许多国家对自由经济体制的接受。

　　毋须置疑，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尽管仍有不小的区别，但两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在大洋两岸一起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样地，在下一个二十五年，如果要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动力，中、美两国都不能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上倒退，尤其是中国，为了能够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的目标，更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上迈出更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