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提高学费标准是个歪主意

　　熊丙奇

　　1月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州作演讲时认为，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1月6日《南方都市报》)

　　此前，张维迎先生与汤敏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茅于轼的看法和他们一样，都是出于一个逻辑：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导致穷人上不了学。在他们看来，富人缴纳与穷人一样的学费，导致学校整体的经费有限，无法设立更多的奖学金与助学金，而如果提高学费，就可以增加学校整体经费数，就可以用从富人那里多收的学费，解决贫困学生的上学问题。

　　按照这样的逻辑，以1所大学每年招收4000名学生计，每人的学费标准从现在的5000元提高一倍到1万元，新增经费将是2000万元，把这2000万元全部还给学生，用于作为奖学金、助学金，有一半学生可以免收学费，照样保证学校与以往相同的学费收入，这就实现了“劫富济贫”。

　　但高校舍得把“多收”的钱真作为奖助学金吗？茅老等可能不知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高校必须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不低于5%的经费，用于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发放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事项，但能做到如上规定的学校并不多。尤其是一些民办学校，虽然其学费标准早已突破万元，是公立学校的一倍多，但他们的贫困学生上学问题，却十分突出，贫困生的学费根本不可能减免，难以获得助学金，也难以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提取5%经费尚且如此艰难，要他们提出30%~50%的学费收入，谈何容易。

　　高校之所以舍不得拿出学费收入，原因之一是财源不畅达。政府投入和学费收入是所有公立学校最可靠的收入来源，除此，几乎没有其他更多的收入来源，校友捐赠、社会捐赠少，经营基金收入也不多。民办高校则只有学费收入。而就政府投入来说，我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性投入严重不足，2005年，我国教育财政性投入只占GDP的2.82%，2006年占GDP的3.01%，一直未达到法定4%的标准。原因之二是办学成本高，众多学校在校园、大楼、标志性工程中投入大量经费，在迎来送往的行政接待中耗费了不少银子，因此，在人才培养以及帮困助学时就捉襟见肘了。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成本中，国家分摊比例过低，已超出受教育者的平均承受能力。姑且不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高等教育成本全部由国家承担，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费用全免；就是在美国、英国等收费的国家，其受教育者分摊的高等教育比例仅为13%～15%，而我国受教育者目前分摊的比例高达40%甚至更多，不少民办学校受教育者分摊的比例更达100%。这已大大超出了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美国大学学费标准只占其人均国民收入的1/6左右，英国不超过1/5，而我国的大学学费标准，仅以每年5000元计算，已占人均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学费标准，如果还说不高的话，那可能是分析者太富裕了。在笔者看来，不考虑大多数中国人的支付能力，而以富人标准来制订学费标准，并寄希望由此解决穷人的上学问题，将以所谓“公平”的名义，形成对穷人的进一步掠夺，置其于更不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