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通胀环境下的民生保障

　　随着CPI指数逐渐走高，通胀阴影开始笼罩在社会各层面。防止物价上涨，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难题，也关系到老百姓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切身利益。某种程度上，对于高速发展的社会来说，长期来看通胀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通胀发生时，能否弥补和控制通胀对居民福利的损害，也是政府体现公共职责、获得民众支持的一个评判标准。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多种缺陷，通胀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深远。一则，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二则，通胀率的高企不下，也是个人投资最大的敌人，使投资收益甚至可能为负数。三则，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

　　一方面，在通胀环境下，多数普通人的利益会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通胀风险作为系统性风险，不是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正是鉴于此，面对通胀压力，民众除了要求政府着力控制物价上涨，还需要获得用于弥补、减少损失的政策保障。

　　首先，通胀发生时，价格和工资并非同步增长的，多数情况下是价格增长快于工资增长，这就会给人们现在的生活带来压力。由于通胀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因此雇主倾向于控制工资增长，这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方式。在许多西方国家，由于工会力量强大，工资常常能与物价指数挂钩，在通胀发生时尽可能减少劳动者实际损失。而在我国，由于劳动者普遍缺乏工资谈判能力，因此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出台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的指导意见，根据人们工资水平的上升，逐渐降低挂钩程度，从而起到倾向保护中低收入者的目标。

　　再者，由于政府可以无限发行货币，理论上说，通胀必然也反映为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自然会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既然如此，如果政府重视民生，就应该降低这种“通货膨胀税”，并把财富还给民间。对此，一方面在税收方面，政府应根据通胀率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纳税档次和起征点、免征额等，从而防止随中低收入者的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导致其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例如，美国在通胀发生时，就经常增加个税的减免、抵扣额，并扩大低税率的适用区间。另一方面，由于低收入者抵御通胀风险的能力较弱，政府也应该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增加通胀因素的考虑，尽可能使受到通胀影响最大的群体获得社会保障的支持，如欧美国家流行的、对低收入者免费的“食品银行”，都是可行的选择。

　　还有，通胀环境下，人们往往会进行各种投资以规避风险。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可以投资的资本品，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资避险的条件和渠道。由此，对股市、房地产等屈指可数的投资品，政府理应对中低收入者采取差别性政策，例如对中低收入者购房给予更多税收减免，或者把股票印花税改为累进税，这些虽然可能存在一定技术困难，但却可以充分反映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值得进行改革尝试。同时，还应为低收入人群免费提供更多的投资教育，提高其以投资应对通胀风险的能力，如美国官方的“投资者教育和协助办公室”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另外，还应注意在通胀环境下，垄断可能对公众带来更大损害。由于我国很多市场的竞争性都还不足，因此上游垄断企业可能会把通胀成本向下游转移，行业垄断企业可能会向消费者转嫁负担。这些都会使小企业、私营业主和普通人成为受害者。这些经济主体的弱势地位不是自己能改变的，需要政府出面强化消费者保护、行业竞争保护，避免垄断企业的过分之举。

　　总之，在通胀发生时，政府的作为并非只是控制物价上涨，而应该在通胀持续的环境下，以积极的、制度化的手段，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弥补低收入者所遭受的痛苦。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杨涛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