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延迟资源价格改革将加大物价上行压力

　　资源产品提价问题的“诡谲”之处在于，资源定价偏低既是助推物价上行的动力，但同时上行的物价又让资源价格改革因之掣肘，如何打破这一循环体系可谓是一道难题。长期来看，电价、油价等的适度上涨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经历的“炼狱”之旅，宜早不宜迟。要突破前述循环的制约，需要在调控思路和政策保障上做出积极举措，才能在实现资源定价合理化的同时，将社会负面冲击降到最低。

　　电煤涨价已然是“板上钉钉”，但是电力企业的提价要求却一再被驳回，不断高企的成本让煤电企业头痛不已。近日举办的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上，已经签订的电煤价格平均涨幅在10%左右。在高煤价的压力下，发电企业的毛利率受到直接影响。中电联称，国内主要发电集团公司和能源投资公司所属火电厂，2007年微利或亏损运行已超过一半。

　　为了消化日渐高企的成本，今年以来，煤电龙头企业已经多次联名要求发改委实行“煤电联动”，上调电价。客观而言，调高电价的要求是发电企业实现成本收益对等的内在需要。根据2005年我国实施的煤电联动政策，如果半年内平均煤价比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则相应电价也应做调整。如果严格按照既定的煤电价格联动的方案，电价早已应该做出上调，但发改委此次却迟迟未有调价举动。

　　其实，对于价格决策部门而言，是否提高电价绝非煤电联动公式那样简单，最终决定电价能否上涨的关键还是在于对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的审慎判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CPI同比上涨了6.9%，1月至11月累计上涨4.6%。月度和年度两个宏观经济数据显示，CPI涨幅均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让市场对宏观经济趋热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为此，发改委不得不通盘考虑，谨慎对待一切涨价要求。

　　显然，越来越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改革，特别是资源类价格改革推进的重要瓶颈。按照发改委年初的计划，今年下半年就应切实推进水、电、油、煤等一系列资源价格改革，让被低估的资源价格回归本位。除了电价之外，由于海外

原油价格高企，国内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企业也已经递交了提高成品油价格的申请，以期能够弥补中游炼化业务的亏损。但与电力企业提价申请一样，这份油价涨价报告也被发改委暂时搁置了。

　　资源产品提价问题的“诡谲”之处在于，资源定价偏低既是助推物价上行的动力，但同时上行的物价又让资源价格改革因之掣肘，如何打破这一循环体系可谓是一道难题。

　　事实上，导致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也就是所谓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与资源定价偏低有密切联系。由于水、电、油、煤等产品价格一直较市场正常水平偏低，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贴补。由此，一方面让看似“低价”的“中国制造”通过出口行销全球，最终通过贸易顺差流回境内，再经过央行的结汇和货币创造机制，形成了过剩的流动性供给；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旺盛的投资需求，使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规模始终处于高位，恶化了经济趋热的形势。因此，从经济过热的形成因素看，资源定价改革滞后已经明显成为宏观调控的根本大敌。

　　就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水价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列世界第88位，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是全球13个人均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旧的定价体制下，我国水价长期低于成本价，水价只包括了水的处理价格，而没有包括水资源的稀缺价格，也没有包括污水处理的价格，更没有包括整个水生态的代价。尽管水价已经有所上涨，但目前的供水价格甚至还不能维持多数供水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合理盈利。水价过低直接造成用户不注意节约用水的现象，使得用水量远大于实际需求量，浪费行为的存在加剧了用水紧张。市场价格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2005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指标平均为169立方米／万元，几乎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现今，看似过高的CPI数据已成为价格改革推进的瓶颈，而提高资源价格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和迫切需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电价、油价的适度上涨在长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是为

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经历的“炼狱”之旅，宜早不宜迟。如何突破前述循环的制约，需要在调控思路和政策保障上做出积极举措，才能够在实现资源定价合理化的同时，让社会负面冲击降低到最低。

　　首先，需要从视CPI数据为政策判断依据的思维中跳出来，区分推动价格上涨因素是否为良性，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决策。比如，对于粮价上涨的恢复性因素、资源价格改革推动的价格上涨须保持一定的容忍度，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总量数据确定紧缩政策的力度和工具选择。

　　其次，在资源价格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财政政策也应转化定位，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也就是要把实现二次分配的公平性、保障低收入居民和家庭的基本福利作为财政开支的首要追求。

　　同样以水价改革为例，一方面，我国平均家庭用水支出只占我国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2%左右，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还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存在，如果一次性实现水价回归，也就是平均达到5-6元/立方米的定价水平，那么低收入群众将很难承受。可见，改革水价定价机制，要各方合理分担价格上涨的比例，充分考虑百姓和社会的承受能力，逐步推进，而不是把改革成本全部推向民众。

　　从成本分担的比重看，近些年来政府财政实力大增，财政年收入达到了5万亿，这为政府落实财政责任提供了基础。这也正是所谓继续秉持“稳健”的财政政策，而不是与货币政策同步转向紧缩的题中应有之意，即在价格改革推进难以避免的背景下，降低社会负面冲击的必然举措。

　　资源定价体系改革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不能再由于物价高企而犹豫踯躅，因为这恰恰是让物价继续高企的原因。充实的财政实力保证了价格改革推进能够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或许我们不得不暂时容忍价格水平的上扬，但这正是实现未来中国经济升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