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货币减肥

　  叶檀 NBD评论员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从紧的货币政策旨在为过大的经济体量、过度泛滥的货币流动性“减肥”。这是继1993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再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取消“适度”二字，说明决策层对于经济过热的严重担忧。

　　这次的紧缩性宏观调控与前两次有本质区别。从表面上看，此次的宏观调控似乎属于未雨绸缪，全年4.5%左右的CPI，今年前三季度25.7%的固定资产投资额，18%左右的M2增速，比起1988、1993年下降近一半左右。此时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是因为出现了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使用不同，此次由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并行，说明问题主要出在货币方面，而不是政府投资等方面。由此，政策的着力点也不再是财政政策而是货币政策。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有货币体制的改革，才能解决我国经济的周期性痉挛症。

　　但货币

减肥既有前车之鉴，也曾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前两次宏观调控在经济急剧降温后，导致银行坏帐快速增长，许多金融机构处于技术破产边缘，政府不得不再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坏账剥离、注资等非常规手段，防止金融机构从根本上拖垮中国经济。

　　央行行长周小川提醒宏观调控防止矫枉过正是着眼于历史教训，经此轮经济周期，中国银行已经拥有了远高于公布的房贷量以及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信贷产品，如果土地与房产价格大幅缩水，直接的表现就将是银行的坏账大量增加。不仅如此，如果信贷急剧压缩，还将造成大量融资渠道不畅的中小企业的破产与倒闭。

　　从2004年以来，我国虽然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但并没有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这也是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从紧的重要原因。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货币政策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呢？为什么会在急剧紧缩下产生上万亿的坏帐，为什么2004年以来的适度从紧成为适度宽松？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与“稳健”、“适度从紧”、“从紧”这些概念没有可度量的具体指标有关——谁也不清楚信贷量高达多少属于适度从紧，或者CPI到了多少就是通胀而不是结构性通胀。虽然年初政府会制订指导性的指标，但与现实数据往往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迟迟不能承诺CPI增长的具体数据，如果我们无法将单位能耗压低到政府规定的标准，那么，所有的紧缩政策包括货币紧缩政策只能在报纸的社论上得到落实。一个承诺性的硬性指标胜过无数预测性的、弹性极大的指标。如果政府对明年的CPI增速以及无法涵盖在CPI中的

房价增速制订出经济可以承受的具体指标，这样才能推广到信贷量等种种衍生指标上，简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货币从紧的定心锚，而不是从10%到4%的不计其数的预测数据。

　　美国制订利率政策三大主要数据是就业率、GDP以及CPI，当数据到达一定区间，不用政府开口，市场主体也会预测到美联储可能采取的行动，市场在明确的预期下会自行作出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在此轮货币减肥过程中，政府有必要告知民众，将采取什么量化指标如减少多少

脂肪摄入、增加多少运动量最终达到减少体重多少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