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何在中国遇冷

　　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市场意义远远落后于其他指标，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旧处于依靠投资拉动的模式之中，消费需求推动的良性增长方式尚付诸阙如。尽管拉动内需早就是既定方针，但关键是如何才能让“纸上文字”变为现实动力。如何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调整，在财力充沛的背景下实现藏富于民、让利于民才是关键。只有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才意味着吸纳流动性的能力随之诞生。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10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一指数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是今年8月以来的第二次下滑。具体而言，消费者满意指数、消费者预期指数比上月分别下滑了0.6%、0.2%。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通俗地说，通过观察这一指数的高低和趋势，可以清晰判断居民的消费开支意愿变化和对未来经济的乐观程度。

　　在西方经济成熟国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重要性绝不会亚于CPI和就业率指标。每逢该数据公布前期，往往市场就会形成静默等待的气氛。一旦数据出炉后，市场往往会根据之前预测情况的高低变化，迅速做出反应。

　　从包含的内容看，消费者信心指数比CPI数据更加全面，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消费意愿。在CPI数据中，买房等重要的开支项目因为被算作是“投资”而被摒弃于统计之外。但是这种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划分，对于普通家庭的收入开支预算而言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如果

房价持续暴涨那就意味着居民必须要攒钱买房，就要增加储蓄、节衣缩食，因而所谓的消费和投资根本无法清晰地划分开来。这也正是CPI数据一直为“非学院派”人士所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比，消费者信心指数则避免了这一问题，综合考虑了所有与消费欲望有关的因素，甚至包括股市的涨跌变化和预测。国家信息中心有关人士对10月份指数下降认为，是物价持续上涨和股票市场的大幅调整，直接导致了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降。

　　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市场意义要远远落后于其他指标。在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唱主流的分析数据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银行货币投放等数据，与这些数据相比，消费者信心指数几乎被人们忽视了。

　　如果说“市场永远是对的”，那么中国的市场投资者和分析人士之所以会抛弃这一指标，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的结构现状本身迥异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旧处于依靠投资拉动的模式之中，消费需求推动的良性增长方式尚付诸阙如。

　　我国GDP消费率最高是1981年的67.5%，其后虽有反弹但总体上还是一路下滑的，到2006年已经降到了50%，居民消费率也从1986年的50.5%下降到2006年的36%，均为历史最低水平。这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拉动，GDP的消费率一般在70%-75%相比，差距可谓是巨大。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同，才让宏观经济指标的关注程度出现差异，也才会让消费者信心指数遭到“冷遇”，对此我们必须从经济发展的深处进行反思。

　　在影响需求的三大动力中，消费需求属于最终需求，也是最核心的需求因素。看似红火的投资需求，最终都会以增加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形式向市场呈现出来。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最终来消化这些供给，就会出现宏观经济供过于求的局面，整体经济形势随之步入萧条。可见，过分持续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很容易陷入类似于使用“精神药物”的依赖症，只有靠持续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才能够维持必须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本应受到重视的消费需求会被进一步弱化，甚至是边缘化。这就会直接危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一旦高速运转的投资链条断裂，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者信心指数“遇冷”暴露出的含义就非常值得研究和分析。

　　当下，人们谈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时，必然要用到的一个词汇就是“流动性过剩”。其含义就是社会资金供给严重过剩，换句话说就是“钱”太多了。然而与表面上的“钱多”并存的却是居民越来越萎缩的消费意愿，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走低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普通的居民日常生活而言，流动性过剩的切身感受并不明显，原因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化只是直接与GDP总量相关，体现为经济总量的持续膨胀。但并不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率由1990年的15.9%，下降到2005年的10.75%。工资收入在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伴随着货币供给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让实际收入变得更低。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居民的刚性开支，比如住房(无论它在统计学上是投资还是消费)价格更是以惊人的速度飙升，同时多数居民唯一能够选择的

理财途径———股票投资也在近期出现了下跌行情，这些都会直接抑制现实的消费开支增长，并且打击未来的消费欲望和信心，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尽管拉动内需早就是既定方针，但关键是如何才能让“纸上文字”变为现实动力。面对所谓流动性过剩问题，单纯从CPI数据出发强调加息等政策工具，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抑制，反而会通过加大“房奴”等部分人群的开支压力，进而成为阻碍消费增长的因素。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如何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调整，在财力充沛的背景下实现藏富于民、让利于民才是关键。只有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才意味着吸纳流动性的能力随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