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公积金收益用于廉租房建设 错

　　-中国观察之唐钧专栏　　

　　虽然已经有了物权法，但对其不以为然者多多。报载，“截至2006年，各地账上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约有80亿元，这部分资金将全部用于廉租住房保障。”80亿元“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是“国家”的钱吗？有关部门怎能如此慷他人之慨，连个商量都没有就擅自挪作他用了？

　　查阅有关法规文件，2004年出台的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住房公积金是一种长期性住房储金”，“归职工个人所有”。按物权法的规定，显而易见的是，这笔“储金”生出的增值利润，自然而然也就应该“归职工个人所有”了。按2006年上半年的数字，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人数1亿人，实缴人数6000多万人。80亿元的“增值收益”，应该是属于他们的。

　　可能有人会说，你把钱存到银行里，银行事先跟你约定了利息，当银行把利息付给你之后，你还能管银行赚多少钱吗？这个道理对银行来说当然不错，却难以用到住房公积金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银行与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这就是：去银行存款是自愿的，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而住房公积金则不同，是“强制性”储蓄，“国家”二话不说，就从你的工资中扣走了，然后还从你的“老板”(泛指的)那里又拿了一份。这样的运作方式就使“缴存人”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同于一般储蓄。国家强制性地筹措这笔钱，理由自然是为缴存人着想，因此，在处理“增值收益”时，就须得分外谨慎才是。前一段时间，媒体上还有人提出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归属”问题，想不到这么快有关部门就作出了决定。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点就是产权问题。计划经济是不讲产权的，反正“莫非王土”上的一切资源，包括劳动力乃至所有的人，都是国家的。所以，老百姓“私有”的那点小钱，绝不在话下，于是到了“文革”时期，动辄抄家也就顺理成章了。1990年代开始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上来就要明晰国有资产的产权；进入新世纪，公权与私权的问题也摆上了议事日程；直至

　　可能有人要说，这80亿的“增值收益”，分给1亿“缴存人”，一人不过80元；分给6000万“实际缴存人”，一人不过130元，管什么用？此话差矣，产权问题是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问题，不能让公权力肆无忌惮地自说自话。

　　对于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如何分配，窃以为本来是可以有个说法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缴存人”都曾经贷款买房子，媒体上的说法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以来，全国约有3000万职工(按人数算占城市人口的8%，惠及的户数估计要占城市住户的15%—20%)通过提取住房公积金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改善了居住条件。这也就意味着，按“缴存人”计算，有7000多万人没有动用过住房公积金，按“实际缴存人”计算，则有3000多万人没有动用过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制度一直被诟病为“拿买不起房的人的钱帮助买得起房的人买房”，为了公平起见，建议将此80亿“增值收益”留着，给到退休时从未动用过住房公积金的人“分红”，以表示对他们“无私贡献”的尊重。

　　可能有人会送上顶“不帮穷人说话”的大帽子。但是，“桥归桥、路归路”，给低收入的住房困难户解决住房问题，不是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责任，而绝对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掏钱。何况，又要低收入，又要住房困难，这样的城镇居民究竟有多少？重庆市主城区是23000多户，武汉的7个城区也是2万多户，可以依此类推估算一下。实际上，如果充分利用现有住房存量(二手房)，可能已经足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再谈“建设”可能更为稳妥。基层反映，实施城市低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因是现在低保的诱惑力太大，“配套措施”所得远远超过低保金本身。永远应该记住，社会救助制度保障的是最低生活水准，在住房问题上也是一样。

　　(作者系社会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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