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发：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多远

　　李开发

　　中国的经济进程正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时间与经费会不断增加，独立主体性将全面提升，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也会越来越宽。

　　时光荏苒，200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进入热评之中。这个经济学界的最高殊荣花落谁家，不仅代表着谁捧走了桂冠，更代表着经济学前沿研究领域最重大的成就。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在中国是作为显学顶礼膜拜的学问，经济学家至少也是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庞大群体。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甚至进不了候选名单？

　　为什么成为显学？

　　20多年来，在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像经济学这样如此受到全社会的重视，也没有像经济学这样如此遭人非议。说经济学家们把自己的学问搞成显学，很明显的是经济学家本身做不到。没有哪一类学者能将自己的学科发展为全社会的圣经，成为跃居其他学科之上的一门科学。经济学成为显学，究其本质还是由政治经济的庞大社会体系共同塑造的。

　　1978年以来渐进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高度计划统率下的管制经济向着开放的自由调节的市场经济前进。在研究经济问题、关注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学家从台后走向台前，依托政府搭造的平台，推广经济学理论，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这为经济学成为显学提供了特定的机遇，经济学理论一时成为人人必读的经典。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每一个进步或变革，都牵涉到各相关利益阶层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也日益明显，人们对经济学的关注是必然的。经济学的土壤越来越广大，经济学家也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人群只是领域与行业内的专业学者，而且这些领域的群体社会影响力较小且人数也有限，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

　　学术研究领域逐步开放的自由辩论也使得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得到极大的增强。改革产生了多元利益阶层，也使得大批学者成为“经济人”，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深入的学术论战，经济学家也成为话语权的拥有者。长期跛足的经济学正在分立成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使得经济学家的地位具有特殊性，经济学中过多的政治色彩使得经济学不完善，开放的经济理论研究推动着经济学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决定着经济学家在问鼎诺奖过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

　　八大标准与现实差距

　　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标准，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的差距。

　　笔者研究了诺奖的相关过程及评奖实践，归纳出八个方面的标准：

　　第一，从诺奖的覆盖的范围上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广泛的经济学各学科门类。

　　第二，从研究层次上，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科前沿，特别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从诺奖的评奖导向上看，强调研究成果的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以及对科学工作和社会(如政府的政策)所产生的总的影响力度。

　　第四，在诺奖的学术成果的功用上看，赞赏“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贡献，赞赏那种能使其他学者可以站在其“肩膀”上攀登得更高的方法，不鼓励不能推动研究的技巧性论战。

　　第五，从诺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注重鼓励那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

　　第六，坚持从广义上解释经济学理论，把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了与经济学相关的交叉学科。鼓励用现代经济理论特别是数学方法、数学模型来解读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更加精确与可以实验。

　　第七，推崇有完整理论体系与学术架构的新的经济学理论。

　　第八，坚持在长期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急于对新兴的学术理论体系授奖。(这也是获奖者年龄偏大的原因)

　　研究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过程，虽然也有一些非议，但非议至今也只集中在应该获奖而没有获奖的情况，绝少涉及已经获奖者不配获奖的批评。从总体上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正性得到国际经济学界首肯，也是学术界公认的。

　　对照上述的八个标准，中国经济学家至今难以问鼎诺贝尔奖的缘由就显而易见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公务员或财政供养的事业型单位，在从事行政管理过程中，依据工作需要研究经济问题，如马洪、薛暮桥、范恒山、陈淮、王忠明、左大培等。一类是在高等院校，如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周其仁、钟伟、赵晓、杨帆等。再一类就如华生、王育琨等，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跨领域研究者。他们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困难，制约着中国经济学家向诺奖迈进的步伐。

　　首先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专业研究队伍太少。对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与事业单位而言，主要时间是完成单位工作任务，完成工作中的研究课题。即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较纯理论研究单位，也是针对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在高等院校，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与教学相关的工作任务。笔者曾经去拜访过厉以宁教授，早到了十分钟，先生还要完成他的拟定的写作任务才能出来接待。我所认识的朋友们，大概没有早于深夜12点之前休息的。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果，大半不是在上班时间取得的，而是八小时之外面壁的结果，是别人用来看电视、喝咖啡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完成的。由于不是主业，辛苦艰难倍增，积累资料，分析资料与形成观点，多半也是在工作与休息间隙完成，这无疑妨碍了学术成果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

　　其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庞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参照系。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几年跨一大步，这是实际改革的需要，也是人们从认识到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必然过程。

　　中国改革过程需要面对众多的矛盾。这些矛盾非常尖锐、棘手，需要时间与过程，政府在改革中阻力重重。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一个一个小的局部，一个短暂的过程，一个两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经济模式同在条件下的经济体，广泛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状态还没有实现，这种研究往往缺少可以重复验证的相关条件。这样的客观存在使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办法超越现实，也难以取得系统性突破性成果。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背景资料质量也存在较大缺陷。经济数据、统计资料与客观情况之间存在多种差距。资料不全、资料掺水、资料偏见等多种问题同时存在，许多方面的标准处于空白状态。

　　比如，各级统计部门采集数据的资料与标准不一致；建设部、国家发改委与北京市关于房价增幅的统计结果不一致；地方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其GDP及产值利润数据有可能会减幅上报，而在许多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行业和地区，其GDP与经济效益数据有可能高估。

　　究其原因，一是统计学的标准不一致，有的没有科学标准；二是统计人员的统计水平不一致；三是绩效考核过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四是经济主体的属性不同等，都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问题。

　　另一个现实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受经费与交流条件的双重制约，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数量。

　　政府资助几乎是学术研究经费的唯一来源，而且非常有限。学术研究经费的短缺承担不了系统性长期性与扩张性研究，也不承担纯理论研究，更偏向于面对经济现实解决问题的个案性研究。

　　而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内部学术交流多，学派之间学术交流少；国内学术交流多，国际学术交流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时间与经费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一些成绩卓著的经济学家忙于实际操作问题；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缺乏多种语言的沟通能力，只习惯于用中文发表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样就导致中国经济学家中能参加国际交流的著名学者很少，数千种经济理论刊物只有极个别品种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面窄量小。加之在诺奖的评奖投票的上千人的经济学家队伍中，见过中国学者的英语论著、或者能阅读中文的中国经济理论刊物的学者寥若晨星，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奖的概率必然低得多。

　　中国经济学家队伍的自身建设不足也妨碍了其问鼎诺贝尔奖的前进步伐。

　　经济研究需要一个极富创造力与浓厚兴趣的研究者。由于学术队伍中的多数成员过去多少年都是分配工作，因此在研究机构缺少较强的研究能力与研究兴趣，更缺少相应的创新能力。

　　就目前情况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学习在院校，工作在院校，有的学科师传徒继，学术上没有突破的冲动，真正能不停地到基层一线走动，了解第一手情况的学者凤毛麟角，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有突出的不足。

　　经济学家与实干家两个角色的重合几乎非常难，但作为务实的经济学家，应该尽最大可能去缩小这个差距。纸上得来终觉浅，书箱里产生不了经济学的创意成果，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成名者比较少的原因。

　　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还弥漫着一种浮躁之风。主要表现为六个特征：追求论文数量，不求论文质量；追求职称待遇，不求学术水平；追求浅尝辄止，不求深入挖掘；追求急功近利，不求长期发展；追求吸引眼球，不求实至名归；追求形式主义，不求实证效果。使得一些经济研究流于肤浅，直接带来学术研究成果粗放炮制。

　　此外，中国经济学家个人的成果不乏光彩照人之作，但凡是以团队完成的成果相对业绩平平。

　　再等20年？

　　中国经济学家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等于中国经济学家没有骄人业绩，更不等于说中国经济学家不成功。中国经济学家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传统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演变，致力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这些功绩已经使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内得到充分的尊重与承认。

　　中国的经济进程正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时间与经费会不断增加，独立主体性将全面提升，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也会越来越宽。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谋求科学发展、持续增长、和平发展的理念将有利于经济研究学术质量的提高，经济研究的政治背景日趋淡化，学术自由、学术争鸣的风气日见昌盛，经济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体系正在形成。

　　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学术课题的长期性与充足的研究经费，关注与高度重视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必将使中国经济学界克服不足，保持长期的理论探索精神，努力推动学术团队的形成、鼓励学术风气的改善。笔者认为，也许再过20年时间，中国经济学家有希望问鼎诺贝尔奖。(作者为《中国经济名家讲坛》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