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骥如：FTA政策需要统筹安排

　　沈骥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不具备高度的政治互信和普遍的东亚或亚太“认同感”情况下，如果过快地推动FTA建设，特别是如果试图建立包括“超级经济体”日本和美国的FTA，将使我国面临四大风险：

　　第一，激化我国面临的经济风险。首先，伙伴国关税的削减将刺激我国的出口，我国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将进一步快速增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摩擦将进一步升温，“中国威胁论”的抬头有可能波及双方的政治关系。其次，伙伴国关税的削减将抵消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遏制作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仍可生存的情况下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势必放慢。再次，快速增加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将使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为了博取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资产升值的国际游资将继续大量流入中国，迫使我国中央银行继续被动增发人民币，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将更趋严重，从而成为房地产泡沫、房价上涨和股市震荡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还难以承受向“超级经济体”全面开放市场所面临的风险。中国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现代工业化任务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需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我国在加入WTO的承诺中，承诺开放的服务贸易项目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使我国的银行业、电信业等面临强大的压力。投资自由化的承诺，已经使我国的许多行业，面临外资并购的强大压力。FTA对市场开放的要求，比WTO要高得多、严得多。过快推进与“超级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安排，将使我国面临延缓实现现代工业化的巨大风险。

　　第三，机制化的自由贸易安排，要使我国面临部分经济主权受到约束的风险。首先，是开放市场的主权约束。一般来说，向发展中国家完全开放市场的主权约束，我国能够承受。但是，向“超级经济体”完全开放市场的主权约束，我国难以承受。例如，WTO体制还允许我国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从而为民族汽车工业提供一个发展空间。而FTA则要实行零关税，我国幼稚的汽车工业、飞机制造业以及其他许多现代高新技术工业还有没有发展空间呢？其次，经济一体化合作有一种“溢出效应”，即：一项一体化合作会自然而然地引导出新的一体化合作任务。FTA实行零关税贸易后，必然会引申出协调所有成员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货币发行量、储蓄率等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任务，如果FTA的合作伙伴国是日本、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体”，由于中国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大，协调将是非常困难的，很容易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和摩擦。与其如此，还不如像目前中国与G8的关系那样，保持一种“舒适的对话与合作距离”的关系，即：不急于建立FTA，而是在WTO框架内开展对主权约束较少的贸易自由化合作，也许对双方更为有利。

　　第四，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如果中国过快、过早地推进建立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在内的亚太FTA，那么另一个“超级经济体”欧盟和许多其他国家很可能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歧视”和“排斥”，也会要求与中国建立FTA。这就是我国面临的FTA多米诺骨牌风险。

　　上述这些风险，要求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地调整和统筹安排FTA政策。大体上说，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于与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已经建立的FTA，应该加以巩固和发展。第二，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适中、与我国没有重大政治障碍的

　　刚刚结束的APEC悉尼峰会为调整和统筹安排我国的FTA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