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品荣：舆论监督的经济学意义在于正的外部性

　　贾品荣

　　广西南丹矿难和其他不少事故是媒体揭露出来才得以查处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多次表扬记者披露南丹矿难，指出：“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国家安全生产局的一位领导也说，“由于新闻界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中大事故有明显减少。”重大事故揭发以后，往往也带出了严重腐败的内幕。正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张宝明说的，“从近年来查处安全生产事故所揭露出的大量情况看，几乎每起特大事故背后，都与某些腐败现象有联系。”

　　笔者认为，舆论监督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产生正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传媒的报道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超出了自身的边界而向外部“溢出”。外部性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当传媒把本来应该是由自己承担的成本向外部转嫁的时候，就产生了负的外部性，比如大家都很反感的虚假新闻。中华医学会、中国牙防组、若干明星向消费者推荐的产品和服务，都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发生，这一切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些媒体在厂商欺诈性促销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多

　　媒体的堕落，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些传媒热衷于为企业、品牌策划活动，这就走入误区。国外的传媒是不能为一个品牌、一个企业举办活动的，不然会失去社会公信力，但中国的传媒、传媒人却大行其道，甚至把它作为传媒经济的“新增长点”和传媒人能耐的一种体现；二是只要出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想说谁就说，个别传媒成了有钱人的工具，失去社会公器的作用。

　　当然，传媒也可以对社会产生正的外部性。传媒人因新闻专业主义而受到尊敬，媒体因发挥解释释义作用，揭露大案要案，维护社会正义而成为令人尊敬的媒体——这就是传媒社会责任的体现，它能使无力者有力，悲观者前行，为整个社会带来公平，是全社会的福音，尤其是舆论监督大大促进了社会进步，产生了经济学意义的正的外部性。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