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青安：北大副校长当下错在哪里

　　许青安

　　据《新京报》04月22日 报道《北大副校长称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药价》，在前日举行的“瓯江经济学名家系列讲座暨首场学术讲演”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表示，在医改领域，政府要尊重市场，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药价，但可通过对收入较低者实行救济，而这需要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商业保险的发展。

　　海闻表示，目前的医疗改革不是要一味地把药价降下来，不是把贵变成便宜，而是“谁来承担”的问题。他建议适当提高医生工资，“这并非是要高薪养廉，只需给一个医生一年10万，使其不用为生活操心，从而遏制医疗创收的现象。”针对此前国家出台“国六条”调控房地产市场，海闻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倒退。“永远不要以为你比市场更聪明。”海闻教授表示，不仅是在房地产市场，在其他很多领域，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论是在程度、规模和手段上都仍有体制改革的空间。“中国入世时承诺在15年内基本实现市场经济，现在只剩10年时间了。

　　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海闻提到的“市场经济”做个界定和说明，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市场经济”，第二个问题中国是市场经济吗？可以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中国不是市场经济，这点海闻也是认可的，“中国入世时承诺在15年内基本实现市场经济，现在只剩10年时间了。

　　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要素中各要素的平等和自由选择，视其程度可以将市场分为四个类型：寡头垄断的市场、完全垄断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市场、垄断竞争的市场，中国目前的市场形态是什么呢？我们的消费者有“权力去议价”吗？当下，我们多少贪污受贿的黑色成本就是借“市场化”的名义全部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当作为市场角色的消费者没有权力的时候，“市场化”就是最坏的选择。那么真正的“医疗市场化”应该是什么呢？首先要定位改革的目标：(1)国家经济责任；(2)非赢利组织的原则；这两点海闻都是认可的；确定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后，就要根据市场形态进行对症下药的对策，如果我们对于“市场形态”判断失误的前提下，用纯粹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去治理，放任权贵市场化横流，无疑是“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把聋子治成哑巴”。

　　针对此前国家出台“国六条”调控

　　医改、房改、教改的改革失败，就是权贵垄断下所谓的“市场化”，也就是说，成本社会化、收益部门化，改革失败原因就是都选择了“寡头垄断”的所谓“市场形态”。

　　一个真正充分竞争的市场，其价格才是有升有降，逐渐与价值吻合的，而我们是一个消费者没有任何权力的垄断市场形态； “市场化”只是作为借口来疯狂掠夺弱势的消费者罢了。

　　目前“药价贵”问题，就是典型的用“市场化”作为借口疯狂掠夺弱势的消费者。降低药价，根本不是”药厂”和”医院”的问题，他们只是在随波逐流，他们只是表象，要从根本上找原因，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医疗市场化”？难道剥离国家经济责任，对于市场放任自流，就是改革？海闻仅仅是从所谓权贵市场去谈市场，此“市场”非彼“市场”，忘记体制改革，特别是医院、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国际上叫非赢利组织)应该具备的组织性质和运做模式，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用所谓“市场化”进行药价控制是不会有成效的。

　　《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差距。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城市人口享有百分之八十的卫生资源配置，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却只能分配到百分之二十的卫生资源配置。第二个是医疗保障分配不均，全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享有医疗保障。

　　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人医疗上的负担，从1978年每人11元增加到2002年每人442元，而政府对医疗方面的支出却从32%减少为15%。因病致贫的例子层出不穷。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的根源就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医疗体制垄断性的市场化。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描述的那样——获取粮食权利的丧失才是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只要存在权利贫困，强势的一方就会很自然采取更为便利的手段来施加影响，贫穷也就成为弱势一方难以摆脱的宿命。

　　现在卫生部搞出七个方案进行体制改革，老百姓不得闻其详，一个体制设计,首先应该是明确体制的方向,“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哪些该管要管好，哪些不要去管，由市场去竞争调节，培育“医疗市场化”；而不是海闻一味的由市场去调节，还是那句话，中国此“市场”非彼“市场”，多少所谓“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如金融手段，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了吗？

　　难怪有人把这些用纯粹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削足适履”、“刻舟求剑”的高见称为教授的儿童言论，许多妙论都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与日本比,我们的火车票价不高,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与西方国家比,我们的大学收费不高”、“与西方国家比,我们的税收不高”、“与西方国家比,我们的医疗收费不高”；

　　这里你会发现我们教授专家表述上的“偷换概念”和“语境置换”的本事，如“国际惯例”是跟着垄断企业学会的词汇,凡是要涨价的时候总能听到看到这个词,看的多了,发现这个词有个特定的语境,那就是谈权利的时候用这个词；在谈责任和义务的时候,用的是另外一个词:“中国特色”。同样道理，该进行“看得见的手”使用政府调控的时候，我们强调“市场化”，在需要市场化的时候，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真不知道是有意而为还是学养不逮。

　　还是这位副校长讲“大学是培养蓝领的”，在向国家要钱的时候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自然经费也要一流，至于拿钱是去建五星级宾馆还是高尔夫球练习场不得而知。当出来“产品”的时候又要降低标准，“责任”与“利益”的错位表述，成为今天专家学者的特定表达方式。

　　按照市场化的供求弹性来看药品、住房，这些“刚性的需求”都是需要政府进行调节，海闻把“刚性需求”混同于一般的需求，这难道是常识的失误？对于药品这类特殊商品,国家放松了监管,导致准入证滥发,新药厂纷纷成立,恶性无序的竞争,药厂为了盈利生存加大中间销售环节的投入，层层的回扣加大了交易成本，生产换包装的假“新药”，加大生产成本,行贿政府官员，进一步加大药品成本,这些所谓市场化的成本最终都落在吃药人身上,这样寡头垄断的所谓“市场化”还能用“市场化”手段去治理吗？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盈利机构，其所谓市场化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正因为如此，国家将其定位于社会事业，并且在规划、土地、财政、 税收等各个方面给予了投入。

　　如果将医院定位于“市场主体”会是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诸如“无钱不 治”、“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天价医治”等现象将会充斥全中国。

　　现在我国一批经济学家得了所谓市场崇拜症，以为只要依赖所谓市场，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面对一个权贵经济的社会，“市场化”只能提供借口而非解决问题之方。况且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有失灵的地方和时候，市场也有坏的市场和好的市场。当下，行政干预药价是可行的办法，甚至使用法律手段，如对原来国家药监局郑局长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哄抬药价绳之以法，当下的我们，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一个体制的门槛没有跨进去。

　　在目前的中国,象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并没有完全按市场经济建立,而是从一个原来的旧体制转化过来的怪胎。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政府采用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尤其是加快温总理谈的五大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