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在广州房价首度降声一片之际

　　广州市长张广宁2月起多次强调承诺降低房价，并劝广州市民别急着买房。接着出台“广七条”力控房价，如今初见成效。13日，广州国土房管局发布的“3月房市简报”显示：上月，广州十区一手楼除海珠每平方米上涨120元外，其他“降”声一片，住宅首次出现最大降幅，均价为7029元/m2，每平方米下跌700元，而中小户型下降887元/m2，均价5476元/m2。(4月14日《信息时报》)

　　笔者注意到，有不少网民跟贴评论张市长高调劝民暂缓购房，说服市民放下包袱相信政府这次调控房价的决心和智识，存在一定的“越位”之嫌，网民甚至还担心这样的行政之举会伤及市场经济的自由空间，是“官方或计划经济”的一种隐形回归；如果过分让“市长调控”发挥作用，必然会使“制度调控”在市场经济的狭缝中感到尴尬。

　　虽然网民这样的看法可以理解，但是显得多虑。美国上世纪20年代左右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事件，让当时的美国人很受伤，事件的根源还是市场过于自由化。罗斯福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中说：“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正是此口号帮助了他经受住危机。在1934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政治渗入房市”的推动下，制定最早的住房法案《临时住房法案》，以“政治的名义”解决低收入失业者的住房问题。

　　罗斯福的“新政”还渗入到给予低层劳工权利之中，让这些民众有机会、有途径、有能力、有保障参予决策，这不但缓解了当时经济大萧条带给低层民众的对立情绪，且从实际上让弱者增加了“变强”的法条与途径。而颇有意思的是，拉美一些国家却没能让“政治”渗进低层，相反处在强化威权政治带给当政者“暂时的轻便”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结局很明显，美国成为世界老大，拉美与其间的那条鸿沟越掘越开。要知道，美国经济大萧条前，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原本很小。

　　所以，市场经济不是水中花，只赏不摘，它永远脱离不了政治的潜在或显现力量，也永远背弃不得一个国家的经济现实基础。离开了政治作用与行政的合理监管，只能让“市场经济”成为停留在教科书上的一行冰冷的阐述语。这也隐隐印证了我国“中庸”中的“持中、内敛、自律”等思想内核。政治渗入有灵性与柔性的宽济的一面，但也不能“宽至”极端，放“自由”于可惧的层面上不理不问。这就需要政治过早地敏感介入，去“折其两端而扣之”。

　　特别是现实的语境是，房市的政府监管之疲可谓早就“露出了马脚”。几天前，一名在广州等地从事10多年建筑行业的包工头曾公布了一笔“暴利账”：该商品房每平方米的建筑均价为679元，而该房的现在的销售均价是每平米4200元(4月10日《广州日报》)。试想，没有行政监管阙如的“生态”，哪来的市场环境能培育出商人此般“暴利胆识”。

　　所以，当前亟待各大城市的市长们，都像张市长这样用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去挤掉房价的虚高水份。再配以社会合力推动，迫使那些背离民意或明或暗地助推房价上涨的市长“官帽难保、好景不长”；使那群囤房、炒房者只能“一吐而快，不吐遭殃”。最终才能让真正需要住房的民众，在理性与平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