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高GDP与低薪酬

　　以往20多年的利益格局是为了服从长期改革发展需要形成的一种阶段性利益结构，必须随着改革的进展而逐渐予以调整。

　　撰稿／卓勇良

　　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短暂的三五年外，我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比重下降或比重较低的状况。这是当前消费比重较低、投资比重较高的主要原因，也是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劳动者的人均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全国城镇职工人均工资，1952至1978年增长10.3%，平均每年仅增长0.4%。

　　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出现了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改革开放的头几年，真正是劳动者的春天。农村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市由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企业改革，工资水平亦较快提高。但从1983年开始，由于劳动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出现大幅下降，根据我的计算，至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仅为36.2%，比1983年下降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也下降了5.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

　　平心而论，纯以增长而言，劳动所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是不算低的，然而与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较就逊色多了。1978年至2005年，扣除物价因素，我国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7%，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指标。但这里必须注意到两点，一是在1978年时，我国人均劳动所得正处于较低水平，从拨乱反正角度来说，劳动所得适当增长快一些也是应该的；二是同期我国人均GDP增长速度为8.4%，高出人均劳动所得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因此，尽管人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并不低，但由于与人均GDP增长速度差距的长期累积，还是导致了利益格局不尽合理问题。

　　这种利益格局的积极效应，就是加快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加速器。首先是资本所得增长较快加快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体系的建立，较短时间内确立了市场经济大厦。其次是劳动成本较低提高了中国产品

竞争力，仅从国民经济分配角度而言，中国产品和劳务的劳动成本，至少低于美国和日本三分之一。再次是资本利润率较高增强了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

　　负面效应比较复杂，且是在长期累积中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

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象；再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出现了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悬念。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

　　由此进一步产生三个问题。一是增长方式问题，即究竟是以消费增长为主要动力，还是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动力；二是增长目的性问题，即到底是为出口和投资而增长，还是为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而增长；三是落实执政治国根本理念问题，即如何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在国民经济分配结构中。

　　令人可喜的是，要素竞争关系会因约束条件变化而变化，我国当前已出现了劳动所得比重上升的局部迹象。2001至2005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12.2%，高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3个百分点。2006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从已发布的数据推测，大致略高于人均GDP增长，不过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仍较慢。

　　地方政府应切实转变重资轻劳的行为特征。劳动和工资的分配关系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总体而言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应在劳动和资本之间保持依法维护各自合法权益的公正立场。多渠道积极提高农民工实际收入，加强劳动执法，加快提高农民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准。积极扩大就业，使更多的人具有工资收入。同时还要研究调整一系列宏观政策，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和要素配置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