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城市的荣耀不在于贡献官员

　　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深圳“两会”闭幕，适逢新华社发布“张高丽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消息。由于张高丽曾任深圳市市委书记，于是在“对官员升迁敏感者”中形成“热议”并总结说，特区成立27年来，大批官员外调，任省部级高官的有多位，其余数不胜数。其规模和影响远远大于几年前报道过的苏州官员外调。这种现象的背后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但贡献着改革的经验、教训与思想，更为中国的全面开放培养了不少能员干吏。

　　深圳的竞争意识很强，看重自己的城市形象，特别在意自己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这都合理。但是把官员外调升迁，看做是深圳对全国的贡献，这却有些过分自我陶醉。中国是单一制的集权体制，高级官员的升降任免，有高度专门化的组织系统，作自上而下的、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考虑。这意味着，同级中的佼佼者，会被任命在较重要的部门或地区。才情佼佼而职位重要，自然升迁几率较大。同样的逻辑可以反过来看，制造当代文字狱的蓝庆华从县委书记位置上平级调任统计局副局长，说出来的解释是，后面的职位权力较小。不说出来的是，也许自此升迁无望。

　　无论怎么样，都跟地方的“培养贡献”关系不大。深圳地位特殊，特区的发展经验中确实有很多贡献。但是千万不要“贡献”出这样一种经验，即衡量一个地区或部门好不好，指标之一是从中产生了多少高官。中国有一窝蜂“学习先进经验”的毛病，现在有人号称深圳官员外调的数量与质量一举压倒苏州，会不会启发了很多地方，像竞争GDP一样竞争官员的外调升迁？

　　邓小平当年关于改革开放与设立特区的决策，极具前瞻性与创意，已成载入史册的神来之笔。深圳的成功本质上是自上而下决策执行体制的成功，是举国体制的成功，当然也是深圳历届政府与各界人士创造性努力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可以而且应该骄傲。然而伟人已逝，深圳能否可持续骄傲，取决于它能否如破茧一样，越过“有幸被选中”而“领先一步”的故事模式，从而不必再靠“天公抖擞”，而靠自下而上的、内部生长出来的城市眼光和城市气质，不拘一格有创意。

　　拥有发自本地而又遍布全国的高官网，可能是许多城市的梦想。这是“官之常情”，它会带来许多俗世层面上的好处。这种梦想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一点创意。因为它只反映了体制的常规，还可能包含庸俗动机。深圳如果把这种事情说成是对全国的贡献和反哺，并自豪于此，从传播效果上看，等于把自己的城市形象塑造成“高官发祥地”，恐怕许多人对于深圳的梦想要破碎。

　　拉宽一点来看，深圳是全球化的产物。因为全球流动的资本从这里进入，将遥远内地的人群连根拔起，裹挟会聚至此。这种运动结构已经造成了辉煌新城，有目共睹。它产生一种向上的力，例如将官员“推上去”。但也产生向下的力，它会将国际压力“内卷”进来，不断压向底层。全球化浪潮有一种巨大的切割力，所到之处重新切割出贫富分界线。在这种浪潮下的城市，在这种城市中的官员，必须特别具有全球眼光，又特别具有本地面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将全球化带来的财富与机会，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本地最大多数人。

　　与深圳一河之隔，具有鲜明全球化特征的香港刚刚结束了特首选举。曾荫权先生提出“我会做好呢份工”的竞选口号并赢得选举。这是一句普通打工仔的日常语言。不论是否喜欢曾先生，有一种梦想，一定人人喜欢而心想往之:城市的管理者既有足够的全球眼光，又有足够的本地面向。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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