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主流经济学家的局限

　　段拥军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弊端的认识上，居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认识截然不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利益体现和利益倾向也不同，甚至截然对立，因此，就同一经济社会事物而言，这两个阶级的人士持有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这是因为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不同所至，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阶级的局限，称之为物质利益局限或社会地位的局限也可以。

　　广义的社会阶层，按照韦伯的观点，不仅应该按照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来划分，还应该按照声望、权势以及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来划分。名人和普通人属于不同的阶层，官员和百姓属于不同的阶层，大牌明星与普通歌手处于不同的阶层。认识上思想上的物质利益局限和社会地位局限，指的就是社会上居于不同地位阶层的人，因为不同的利益追求，受地位利益影响与特定价值观的局限，对同一社会现象问题产生不同乃至对立的认识。

　　我们常说主流经济学家(也可称为明星经济学家或政府经济学家)同非主流经济学家(普通经济学家与民间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不相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认识事物的地位局限与物质利益局限。所谓名人想的事与普通人想的事不同，皇宫里的人与茅屋里的人想法不一样；所谓对同一个经济现象或经济政策而言，普通农民与乡镇干部的看法不同，房地产商与普通房屋消费者的看法不同，工商管理干部与普通经营户的认识不同，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受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地位不同、利益倾向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接触到的事物与信息也不同，由此形成的价值观自然不一样。任何人、任何阶层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追求。在认识事物上，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利益局限。完全超越阶级、地位与自身利益局限的人，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此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消费者不站在消费者的利益角度说话办事，那么他还是一个消费者，还是一个理性人么？显然不是。同样，让一个工商业主站在工商管理者的角度看待工商管理政策及工商管理执法的合理性科学性，是不现实的。从获取实际情况和信息的角度来说，你让一个大学教授拥有山村教师所拥有的信息和感觉，让一个跨国公司旗下的经济学家拥有无照商贩每天面临问题、困难的信息及感受，并得出不同地位的人都认为正确的结论，不说绝对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谈及解决收入不平等之类经济制度改善的速度问题时，萨缪尔森曾经写道：“本世纪以来，混合经济制度在不断发生改变。但是，这种变化快到什么程度才算快呢？快的什么程度才算太快呢？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指望阿巴拉契山区的饥饿的母亲和白手起家的大老板给于相同的答案”[1]。

　　解决认识的地位利益局限，不能寄希望于官员站在百姓的角度说话，主流经济学家站在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地位说话，房地产商站在购房者的利益角度说话，工厂主站在民工的立场上说话，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即使搞“三同”，让官员和百姓一起生活居住一段时间，让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处于同样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感受几天，让工厂主当几天民工试一试，这些做法也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因为归根结底，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社会阶层，不站在自己的地位与利益角度说话办事，在今天这样竞争社会，不可能取得事业和工作的成功，甚至不可能生存。更何况，在商言商，走那座山唱哪支歌，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条件下人们的合理选择。

　　二

　　解决认识的地位、利益局限，重要的是解决公共决策的地位、利益局限，要靠公共事务集体决策机制，牵涉到众人利益的事情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美国新政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不是征求大财阀、大企业主及其代言人的意见，经他们同意做出的。而是在范围广泛的公众影响下做出的。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士：工人、农民、职员、教师、记者、中小业主，当然也包括行业巨头和各路精英，共同参与影响下做出的。包产到户的决策，同样也不是经过公社书记、生产队队长、大队会计和当时的理论家的同意做出的，而是充分考虑了广大农民的愿望要求、考虑了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呼声，由领导者审时度势作出的。

　　何新先生当年在黑龙江兵团，因为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写信谈了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信他两次成为有反动思想的坏分子[1]。因此在那个时候，他深知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他成为名人，发表言论开始选择报刊而不是报刊选择他的时候，当他的言论成为领导主要参考意见的时候，他就变得不喜欢理论界乱哄哄，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开始不喜欢不同观点的竞争了，而希望看到有控制有领导的言论管理体制。这是由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受利益地位影响、局限的认识(说偏见也可以)。

　　主流经济学家是名人，一言九鼎，是政府的主要政策顾问，言论发表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是报刊追逐他们，而不是他们追逐报刊，是他们引导指点报刊编辑，而不是编辑指点和制约他们。他们每天行走在各种各样官方研讨会上、民营企业家组织的报告会上，接触的是各路精英，当然看不到也感觉不到6000元学费对一个贫困家庭意味着什么；看不到没有最低工资及起码的福利保障，对普通民工、下岗工人乃至普通市民意味着什么；也感受不到不允许不同观点发表以及出版机构垄断，对理论新人、对非主流经济学者，对缺少话语权的普通网民意味着什么。这是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带来的价值观与思想认识的不同，不值得大惊小怪。

　　只要国家的重大政策，涉及众多人利益的决策，不是由少数拥有特殊地位、特定利益局限的人或者群体做出的，而是由范围广泛的公众，由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人士参与做出的，由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的意见影响下做出的。那么，公共决策受特殊利益地位和特定价值观影响乃至局限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在做出是否对房地产行业实行宏观调控，是否采取行政措施控制房价的决策时，没有征得房地产商建筑商及其理论代言人同意，而是充分考虑社会各行业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要求，考虑尽可能多的公众利益与愿望，坚决果断、审时度势做出决策的原因所在。

　　备注

　　[1]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五月版，第359页

　　[2]何新《思考》一书：“艰难的起步”一节，见何新中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