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追求外贸平衡不是我国当前经济首要任务

　　要求我国减少顺差和人民币升值仅仅是某些西方大国地缘政治角力的需要，在缓解国内矛盾的同时遏制我国的发展，可谓一石二鸟。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即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和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从政策层面采取措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需要从战略高度认清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不被次要矛盾甚或是细枝末节所干扰。

　　□杨英杰

　　自从我国于5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出口额年均增速超过20%。按这种趋势发展预计，我国到2009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经济体。例如，2006年，我国外贸顺差为1774亿美元，增长了74%。这是继前年顺差激增2.2倍逾千亿美元后再次创下的新高。今年1至2月，外贸顺差累计达到396.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3倍。若照此速度，今年外贸顺差肯定超过2000亿美元。我国外贸顺差大幅增加的背景是，海外保护主义和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有一股舆论，将国际上加于我国的种种政治经济压力之原因归结为外贸失衡。但这种看法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需要指出的是，除非有明显的政策和其他体制性扭曲等原因，外贸顺差过大并不表示外贸失衡。外贸顺差表明出口的商品多，而进口的商品少。出口商品多表明商品有国际

竞争力，表现为质优价廉。我国产品相比国外同类产品价格较低，而质量并不差，说明商品生产成本较低。成本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不高，主要是人力资本比较便宜，而这种状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于是，国外政治利益集团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要求

人民币升值。如人民币持续升值，则国内商品的生产成本将有很大的增加，国际竞争力自然下降，商品出口也自然下降，而人民币升值将促使进口增加，外贸顺差也将会有很大幅度的下降。

　　人民币升值，外贸顺差下降，所谓外贸失衡也不存在了，国际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压力有所缓解了。如此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似乎皆大欢喜。但不要忘了，我国经济若想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出口拉动作用不可或缺。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求我国减少顺差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均无充分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只要是公平交易，你愿意买我愿意卖，为什么要求我少卖或者提价呢？说白了，要求我国减少顺差和人民币升值仅仅是某些西方大国地缘政治角力的需要，在缓解国内矛盾的同时遏制我国的发展，可谓一石二鸟。

　　从长远看，升值未必能收到明显削减顺差的效果，而只会扰乱经济。不要忘了，我国的出口中约有60%属于“加工贸易”一类，增值利润很低。在这种贸易结构下，人民币的些许升值，就会造成大量工厂倒闭和大量工人失业。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味地鼓励出口，对于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要从政策上限制其出口，因为这些企业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国人的福利以很低的价格转让到国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减缓很不利于我国的出口，有预测说我国出口增长预计会减缓到15%，更为悲观的预测是7%。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民币实际升值和世界经济放缓的共同作用下，预计我国的外贸出口不会有过高过快的成长。再进一步，别国的问题要靠他们自己去处理，而我国不应屈从压力去搞外贸平衡及货币升值，关键是我们的政策是否符合ＷTO规则，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则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要十分警惕那些高举所谓经济学理论而对我国经济政策指手画脚的所谓经济学大师，一定要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背后的国家利益。更何况，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扩大和深化国内市场，提升国内需求。

　　可以说，提升国内需求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也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国际问题。民生问题是今年两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所谓买房难、学费高、看病贵的三大民生问题，其根源在于收入问题。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解决三大民生问题的根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财富的分配却不均匀，并不是所有阶层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相比而言，我们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都不到20年，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也没我国高，但是很快进入了富裕国家的行列。作为指标之一，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跟上了美国。而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近30年，农民和城镇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状况仍然没有多大变化，许多人甚至还生活在贫困线，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这有助于扩大和深化国内市场，有助于提升国内需求。或者说，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和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扩大内需的前提之一是，必须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没有低收入群体的公平参与，共享不存在，共建也不可能。这不仅需要从政策层面采取措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需要从战略高度认清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不被次要矛盾甚或是细枝末节所干扰。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