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城市居民也是户籍制度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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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旸，生于197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出版社图书编辑。曾策划出版过《经济学的争议》《弗里德曼回忆录》等书。个人主义者，一直追求对世界的清晰解释，通过学习经济学得到了最好的分析工具。

　　3月12日-3月18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李子旸。----编者按

城市居民也是户籍制度受害者     3月16日  星期五

　　文/李子旸

　　户籍制度的目的在于，强迫社会中的所有人按照国家的要求固定居住在某地，除非国家需要并且允许，不得自由迁徙。在这种制度下，城市居民必须生活在城市，农村居民必须生活在农村。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同乡村之间同样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小城市的人想要进入大城市，并不比农民进入城市更容易。

　　由于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设施、各项福利一般都优于农村，所以，城市居民并不认为自己被固定生活在城市中是什么损害。这更像是一种特权和享受。而农民则当然对自己自由迁徙的权利被剥夺十分不满。这等于是剥夺了他们到城市中享受到更高生活水平的机会。

　　批评户籍制度的人也都对农民的处境抱有同情，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户籍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在呼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公众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了允许农民进城上。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错误。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利应该尽快得到恢复。但是，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对户籍制度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同时，由于这种观点仅仅强调允许农民进城，因此招致了许多担心城市会由于农民进入而过分拥挤的人的反对。他们成为了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力量。仅仅把这些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人斥责为邪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的是对户籍制度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剖析，这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全面揭示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

　　一般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全体中国公民被区分为高低两种，就好像古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平民。城市居民好像是贵族，享有各种特权和经济优势，而且，这种种的特权和经济优势都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农民则是被剥夺的平民，只能单方面为贵族的利益做出牺牲。

　　这种描述非常符合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现实。但是，这种描述并没有概括出户籍制度的本质。户籍制度的本质并不在于剥夺农民以供养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不要高估自己在国家心目中的地位。在被强制、被剥夺自由方面，城市居民和农民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不过是国家用来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只不过，由于国家更需要工业化，所以，城市居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更加有利，他们的个人生活条件也因此更好一些，仅此而已。他们并不比农民更自由。这就好像，汽车的方向盘和车轮都是车主的工具，都要无条件为车主服务，只不过方向盘有幸被车主握在手中，所以更加干净、优雅，而车轮则不得不泥里来、水里去、肮脏狼狈。但是，在车主看来，这二者存在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他服务。

　　虽然都被剥夺了迁徙自由，但在改革开放以后，禁止农民进入城市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这项制度在过去能够发挥作用，是由于存在粮食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开放以后，粮食制度解体。就业制度仅局限于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私企招聘往往不受户籍制度的限制。福利制度是仅存的制约因素。但这显然不够。结果，虽然政府并不情愿，但数以亿计的农民已进入城市，其中不少人还定居下来。虽然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进城农民的生活中有种种不便，他们也经常受到各种歧视和无礼对待，但农民进城的大潮已不可阻挡。

　　相反，城市居民的迁徙限制却依然在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由于城市户籍携带有一些福利待遇，越大的城市福利待遇越多。所以，城市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放弃户籍，迁徙到外地的机会成本很高。农民进城只是受到外力的限制，城市居民留在城市中，则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这种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当然更为有效。结果，城市居民反倒更被限制在城市中，更加没有迁徙的可能。其实，对于许多城市居民来说，移居到其他地方，即使收入不变，也可以有效地提高生活水平。

　　但是，即使城市居民想要移居到农村去，现行的与户籍制霜配套的土地制度也不允许。

　　即使没有城市户籍，农民依然可以进入城市生活，并发展自己的事业，可是，如果没有农村户籍，城市居民是不可能在农村中建立自己的事业的，因为他不可能得到包括宅基地在内的任何土地。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属于集体内部的成员共同所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当地的农村户口，是不可能被分到土地的。

　　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原来的农业用地逐渐转化为收益更高的工商业用地。但是，由于土地制度的二元化，土地用途的转化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国家征用的形式将集体所有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然后再以种种的方式进入土地市场。这个极为关键的征用环节当然完全被城市和乡村的官员们所把持。事实上，他们也的确通过这个环节得到了土地用途转化而产生的大部分利润，赚得盘满钵满。

　　是什么使得官员们可以独占这个利润？正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和与之相联系的土地制度。

　　如果想要真正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时，农地用途转化所产生的利润就会由千千万万的农地所有者和购买者分享。这些购买者中，相当大一部分会是现有的城市居民。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对于城市居民向农村迁徙的限制，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和获利机会被彻底剥夺了。

　　所以说，城市居民也是户籍制度的受害者。

　　当城市居民的发展机会被剥夺时，受损害的整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如果城市居民有机会到农村、到小城镇通过购买土地进行投资，那就会使城市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向更广阔的范围扩散，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这种“反哺”农业的效果无论是强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要远远优于政府对“三农”的援助。

　　人们往往高估政府的力量。当他们看到政府动辄上亿的投资援助时，会感叹这样的大手笔只有政府才能做得出来。在援助落后地区时，那些分散的小商人、小企业又怎能和国家的这种大投资相比呢？可是实际上，市场动员起来的资源虽然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在总量上是政府绝对难以企及的。以民国时期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为例。清末，东北地区对内地人民开放。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在有机会拥有土地和未来美好生活的吸引下，自发地迁徙到东北进行开发建设——“闯关东”。据统计，截止到1930年代，大约有三千万人移民到了东北，并实现了成功的定居和开发。几十年内，东北从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一下子变成了中国重要的工农业发展地区。这就是自发市场的伟大力量。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府具有跨地区迁徙三千万人，并实现成功发展的财政和组织能力？

　　户籍制度把人民限制在原有的土地上，造成两项重要的基础资源——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结合。农村地区的发展很难借助城市的人才和资金优势。而城市则由于只进不出，无法摆脱人口的压力，城市病愈演愈烈。这种局面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对发展的抑制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现在“三农”问题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城市中贫困人群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为此制定了种种的援助和救济计划，但是，再多的政府救济也不如让人们拥有自由发展的机会。既然农民可以进入城市经营工商业，那么，城市居民为什么不可以到农村去经营农业？为什么不可以到农村去定居？如果可以实现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一方面，中国的农业将会得到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产出将会大幅提高。那些担心工商业发展造成耕地减少、吃不上饭的人只会惊讶于蕴藏在中国大地上的无尽潜力。同时，随着现有城市居民的外迁，在他们的新聚居地将会诞生出新的城市。如果以为城市化就意味着现有城市的无限扩大，那就错了。对于城市化来说，更重要的是新城市的诞生。那才是实现中国未来城市化的主要方式。东北的那些大城市几乎都是近百年来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更不用说上海、天津、青岛、深圳这些近代新兴城市了。如果没有这些新的城市，只是“六大古都”膨胀不已，能想象中国的城市化会是多么低下吗？

　　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个城市居民单方面施舍农民、允许他们进城的举措。如果把户籍制度改革理解为这种单方面的施舍，那只能人为制造出改革的阻力。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是城乡所有人。城市居民和农民都将得到自由。城市居民也是目前的户籍制度的受害者。而且，这种对城市居民的损害将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而越来越明显。

　　在公众多年的呼吁之下，政府部门也正在考虑改革户籍制度。但是，目前为止披露出来的改革方案都是孤立的户籍制度改革，背后的思路都是把改革视为对农民的施舍，开恩允许他们进入城市。如果能够认识到城市居民也是户籍制度的受害者，就会推动孤立的户籍制度改革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综合改革的方向发展。而只有这种综合的改革，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为全国范围内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奠定制度基础，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的潜能。我相信，在这种资源全国优化配置的局面下，中国可能达到的发展程度是无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