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发：请问贵州省长 房价是媒体炒高的吗

　　李开发

　　《新快报》日前报道，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接受广州媒体的集体采访谈房价问题，出乎意料，省长大人的言论却屡屡显示其对热点民生问题的症结了解不多。

　　第一个看点，省长大人对民生第一焦点即房价上涨原因讲不清。这位省长说，“为什么你们总说广州的房价高？广州的房价比深圳、上海都低。”他还说：“以前广州的房价不到6000元，这两年炒、炒、炒，炒到这么高，这是什么原因我也讲不清。”省长大人这个“讲不清”让人摸不着头脑。

　　记得去年的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这三年的工作，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回顾最近的四年多，国务院先后数十次研究会办我国住房建设中的相关问题，为平抑高涨的

房价先后出台了“国八条”、“国六条”，并且多次责成相关部委在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方面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媒体多次报道，国务院对目前许多大中城市房价不稳的情况表示很不满意。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再次成为重点之一，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内容讲了那么多，措施那么详实，办法那么具体，充分表明了政府以民生为根本，以民意为方向理政治国思路。

　　近几年来，作为民生问题的第一聚集点，房价跟风上涨的原因分析与解读大量见之于媒体与专题报告，大量的法庭案例包括上海社保案情况的公布，大家对房价超常上涨的症结心知肚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批评地方政府借地生财，腐败官员与开发商相勾结，使得房价不断畸形走高。专家认为我国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薄弱，房市信息充杂着坑蒙欺骗，虚假按揭骗贷数量很多、风险巨大。2005年底以来，一大批被曝光的开发商参与炒房、虚假按揭的内幕被揭露，一部分开发商通过拉高房虚假按揭，先骗得银行贷款实现事实上的零首付，然后继续拉高房价，让炒房者投资者跟进，继而是普通百姓没有判别能力跟进，随后是开发商把假按揭房屋慢慢吐出。但即使如此，许多开发商虚假按揭也没有找到足够的下家,致使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房地产业占用了大量的银行信贷，高价房挤压了购房者一生的消费能力，多数产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许多企业因资金困难低价出售，那么多龙头企业被外资兼并，孙大午因找不到发展资金被迫集资，一度身陷囹圄。为此，政府调控房地产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作为政府大员，更应当对房价问题理解深刻，容不得“搞不清”。

　　第二个看点是，省长大人没有完全理解党和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精神。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生，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但省长个人的政府监管思路也与温总理报告内容差距甚远。他的高论“商品房是随行就市，能卖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依靠人就让它便宜下来”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避免无政府状态的重要内容。政府调控与引导市场，是为了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也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前不久我国的东邻韩国就出台了多项房地产调控的措施，而且分管住宅建设的堂堂部长为房价上涨引咎辞职。

　　刚刚过去的3月5日，温总理在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谈了房地产业宏观调控问题，温总理指出，房地产业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有着重大作用，必须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合理规划、科学建设、适度消费，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二是房地产业应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住房。政府要特别关心和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加大财税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三是正确运用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两个手段，保持房地产投资合理规模，优化商品房供应结构，加强房价监管和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四是深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惩治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切实负起责任。

　　只要我们认真品读温总理的报告，就会很明确的体会到其内容的针对性与方向性。

　　第三个看点，省长大人错误地解读了房价与媒体宣传的关系。省长大人认为，“现在房价那么高，媒体有很大的‘功劳’，是媒体炒来炒去炒出来的。广州的报纸天天在炒言论，还被全国引用，当‘经典’一样。”

　　众所周知，媒体炒房价，一是媒体作为新闻的载体，报道社会热点是新闻的本身的职责，二是媒体通过广告费收入，一是满足读者与观众对广告的需求，二是媒体收入的重要经济来源。三是房地产行业是近几年全社会投资最多、回报最高的行业之一，房地产行业投入的广告数量剧增，份额剧增。任何时候也不能认为媒体报道会推动房价上涨，说到底是房价走势的事实才是本源。省长的批评不仅搞错了对象，也违背了新闻监督与新闻自由的原则。

　　第四个看点，省长对占人口总数70%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没有予以考虑。省长甚至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广州市领导关于房价一定会降的说法。他说，目前，政府是管不了商品房价格的，现在的商品房是“随行就市”，能卖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依靠人就让它便宜下来，所以要“赶快买”第四个看点，针对媒体关于政府应该扩大廉租房的适用对象以便让70%的人都住上政府建的房子时，省长大人还十分现实地指出，这需要政府有这个能力，“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政府最好是把所有的房子都盖好之后，按照共产主义每人分一套，但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省长管一个省的经济，他的结论竟是如此既与总理工作报告精神不一致，甚至还用“共产主义每人分一套”来回答实属荒谬，他把温总理报告中关于“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房”政策导向当作了耳边风。省长大人应当知道共和国的公民有居住权利的实现途径。我们知道，农民的居住权利是通过免费的宅基地来实现的，建房只需要支付建筑成本。城市居民与农民相类似，即有权获得一套紧凑型的成本价的功能基本满足的住房。新加坡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实用的公屋占总住房数的80%，我国的香港行政区也这么做。去年12月6日，吴邦国委员长在香港考察时，对媒体明确表示，内地在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方面，可以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笔者研究城市经济，知道通常塔楼的建设成本不过1600-1800元左右，通常的七通一平的配套费不过200元到500元不得了。2005年西安市公布住宅建设配套费不过150元/平方米而已，即拥有一套100平米房子的住户要向政府交纳了配套费15000元，那么，在广州和贵州，500元配套费够不够？一户居民向政府交纳5万元配套费够不够？在笔者看来，过去的经济适用房即为成本价住房，政府没有掏钱，就是给了政策。

　　第五个看点，省长大人对居民的收入购房能力了解甚少。省长大人在接受采访时再三强调了广州的房价相对别的城市是“低的”。说明他对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能力知之不多。笔者研究过，依据北京市的2006年的相关统计，人均月收入仅1700元左右，按每个家庭2.7口人计算，家庭月总收入为4600元，即使能每月积余2000元，全年也不过积余24000元。本人计算过从1996年以来北京市近10年的家庭积余情况，累计也就8.5万元左右，前提是无子女上大学开销，无家庭成员或赡养老人的大病或其它大额支出。那么，按普通北京居民家庭，累计到今天，平均积余就是不足11万元。再看房价情况，北京二环内房价新房突破15000元，二手房也超过1万，四环以内新房普遍达万元，五环以内多数突破8000。设想在五环内购一70平方的住房，以单价8500元计算，总价为59.5万元，首付20%贷款20年计算，贷款总额为47.6万元，还款总额为80.6万元，首付11.9万元，240个月，月供3358.24元。全部家底仅凑足首付，加上购房税收及其它相关手续费用约2.5万元，加上毛坯简单

装修再要3万元，首先需要借债6万元，然后以全月家庭总收入4600元支出月供3358.24元，最基本的吃饭都吃不成了。况且北京市场上平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120平方米，根本就找不着如此小房型。中低收入阶层占去了整个人群的70%以上，难道他们就不应该改善住房条件，分享改革成果吗？据笔者的初步了解，大约有半数的北京市居民依然住在式样陈旧、功能欠缺、面积狭小的住房里。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是如此，相信广州与贵州的老百姓绝不会富得流油。北京前不久提出两个1000万来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措施博得了广大百姓的高度赞扬。

　　笔者实在以为，省长大人不应该再在其它什么场合讲出不合国情不合国策的话来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