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满林：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商业谋略家吴敬琏

　　商人的最高境界是人文关怀和回报社会，经济学家似乎更应如此！

　　一、引子：

　　中国的经济学界近年来总是很热闹，而且每隔一两年就有一位著名经济人物因为某种特定的经济事件或者因为嘴的原因而引起争议。今年这个人物的份量更重，他就是吴敬琏先生。他言论的场合更加引人注目(政协大会)，他的关注点更加面向大众民生，他的观点也更加引起震撼(震怒)：“春运铁路客票不涨价不符市场经济原理，不宜打压房价， 城市拆迁补偿所得应纳税”等等。

　　77岁高龄的吴先生身兼多职。在我国，吴先生的大名几乎可以用学界泰斗来形容。虽然香港的经济学者有人说中国大陆能称得上经济学的人没有几个，既便是在我国，经济学者和经济学人、经济学家实际上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但在大多数中国经济学人及社会大众的眼中，吴先生无论如何是要冠以“经济学家”名号的。上述“非典型论调”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关于“铁路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

　　“火车春运价格上浮必要论”是吴先生最引人争议的言论，因为涉及到的人实在太多，网上反对声、骂声一片。这里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阐明“铁路春运不涨价很符合经济规律”，虽然自己内心极不愿意从政治或者企业利益去议论这个问题，但由于经济学与政治、市场与企业的关系高度密切，所以可能还会有所交叉。

　　我们就先分析一下铁道部为什么今年制订春运不涨价政策。

　　(一)、客运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

　　铁路客运票价到底应该多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就像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供需关系、市场竞争、商品和服务的内在价值等是其主因。

　　首先是供需关系。我国的铁道客运业是一个需求严重不平衡的产业。首先是季节性的不平衡，然后就是产品供应结构方面的不平衡。季节性的不平衡表现在，淡季许多客车车厢几乎没有人，严重供过于求；而在旺季包括三节，运力紧张，严重供不应求。产品结构不平衡表现在普通的或者同质化的产品供应较多，而特殊供应或者多层次的供应结构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

　　其次是服务水平较低，为了避嫌，这里不一一而举。

　　以上所述的供需不平衡现象造成铁道决策部门管理的复杂性，铁路定价也就更加难以把控。于是铁路部门这几年一直在摸索客运票定价的规律，节日上浮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任何商品或者服务同时还要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虽然中国铁道业是垄断经营，但他整体还是运输业，民航、公路汽运甚至船运等都对铁路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06年已经多次出现民航客运机票与火车软卧票差不多的情况，就是民航利用价格工具争夺铁路旅客的重要手段。而且通过前几年的涨价，铁路部门完全可以暂不涨价来应对这种市场竞争。同时公路客运这几年也发展很快，造成短途铁路客运上座率的严重不足。从这一点上说，铁路春运不涨价实际上正是经济学规律在发挥作用，是铁路市场化的表现之一。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铁路春运期给旅客提共的产品和服务与平日相比，在许多方面是降低的。比如开水有可能不能连续供应，车厢卫生、空气质量、保暖、座位保证程度不够等。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铁路客运费在节日应该比平日更低或者针对无座旅客提供打折票、提供环境补偿等等，这才是人性化和经济化的，才能反映火车客运服务的真实价值。这一点可能我们现在的观念和管理上还做不到，但是这个方向应该坚持，至少不应涨价。

　　(二)、中国铁道运输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的表现

　　众所周知，由于众多原因尤其是体制原因，中国铁道业的管理水平低下是不争的事实。管理水平决定了铁道部门效益不是很理想，铁道系统尤其是客运业务亏损也是事实，这就催生了铁道业改革的呼声。可以明显看到，现在经济领域中从事企业运营、却还同时是国务院一个组成部委的机构已经不多，铁道部的撤销和转制已经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者的视野。

　　要改革，首先要有改革的观念，要有改革的目标和意义。其中最大的目的和意义，与大多数国有大型企业没什么两样，无非是通过市场化增加企业效益、服务国家经济、造福国人、维护社会安定等。同时，还要正确认识现在铁路部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体制僵化、观念陈旧、管理水平不高、服务水平不高、人员冗余等等。

　　对铁道部门而言，现在首先要思考的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比如淡旺季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体制改革、提升服务、改善环境、增加旺季运力等方式来提高效益。(提价只是一种管理无为的方式)如果光想着提价，效益是有了，但长期目标不能实现。所以铁路票不涨价根本上“很市场”，也“很经济”。

　　可以说，铁路部门今年春运不涨价正是反映了中国铁道运输业主流管理者思想观念的提高，反映了其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意识的提高。当然这些都是经济市场化的根本反映。

　　(三)、国家政治安定(和谐)的要求

　　经济行为总是脱离不了政治的影响，中国目前比前些年要富一些，国家财力也更强了一些，政府的主流意识是关注中下层百姓的生活。在继续强调效率的同时，加强了平等的份量。这些从国家“关注农民工”、“ 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电信资费下调”、“教育卫生环境等领域改革走向”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取消“节日涨价”这个不尽合理的习惯正是这种要求。所以民间把这件事也提上了高度，说是最高领导层的关怀。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是不是高层领导安排的，但不管任何情况，出现了人民拥护的政策领导总是有功劳的，孙悟空的功劳也是唐僧的功劳。安定团结才能发展经济，从这一点上说不涨价应该是很经济性的。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一个规模经济原则。经济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理论是“规模经济理论”，每到春运，旅客数量大大提高，单位运营成本总体上是下降的(不能说总运营成本)。这是经济学上“边际理论”的实际应用。就单纯节日期间而言，铁路旅客运输应该是暴利的，别说不涨价了，就是降价也在情理之中。

　　综合以上几点，对铁道部来说，暂不考虑上级命令，既能讨好老百姓，又能与民航和公路客运竞争，同时符合社会的舆论导向，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吗？何乐而不为？

　　因此，铁道部采取了明智的做法。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铁路部门市场意识提高的表现，是全国人民思想觉悟提高的表现。要想获得收益，铁路部门完全可以提高管理包括增加运力，拉开车辆档次来提高价格。该涨的涨，比如包厢和直达(相当于别墅)，不该涨的别涨，比如普通客车(相当于普通商品房或者经济房)。做到消费差异化或者说是营销上所说的差异定价，向管理要效益，向市场要效益。大概吴老重经济学不太熟悉市场营销的缘故，不太关注管理创造效益的事。光靠“垄断优势，人多了就涨价，就像萝卜快了就涨价并且带泥卖”是不行的。何况，春节回家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是民族向心力的表现，“春运”票价不上浮，对中国贫民百姓而言，其感动和温暖是不能用简单经济学算式算。

　　现在坊间盛行穷人经济学，经济学派中也没有一个穷人经济学学派，我想应该是指经济学对穷人的应用或者说是从穷人的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穷人经济学家应该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或者专注研究穷人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家，但最好不要给经济学本身给予阶级色彩。

　　总结：不管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还是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和谐稳定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今年的春运不涨价应该说是很经济、很市场的，吴先生的论调站不住脚。商人的最高境界是人文关怀，经济学家似乎更应如此！

　　三、关于房价要不要打压的问题

　　房价虚高是这几年民众关注的焦点，吴先生对此也很关注，提出“不要打压房价”，颇受争议。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市场机制是一只无形的手，对商品的价格采取市场决定的方式，政府最好不要过多参与。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在一段时间几乎主导了世界经济，就是现在，人们还习惯于把经济学家分为自由派和非自由派。但是自从二三十年代美国发生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一直处于受批判状态。人们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等。但自由经济主义的许多正确理论还是保留下来并在近些年有所抬头。

　　在中国，自由市场一直没有得到建立和完善，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首先是市场远没有到充分竞争的程度。其次是供需关系受中国人多地少的影响和腐败的影响严重失衡，这就造成房价在几乎所有的大型城市增幅过快，经济住房、公房等非商品化的因素也一直存在并困扰中国房地产的自由市场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先生是抱着自由自由场经济的书本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当市场市场机制失灵时或者在竞争不充分的市场(垄断)就很成问题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房价调控”几乎成为一句空话。一直到现在，房价这个“猛兽”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时，才引起国家高度注意。

　　自由市场经济的代价就是经济危机，而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能就是“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从这点上来说，吴先生的论调是有很大风险的。房价涨上天有确是富人最难受，但如果崩盘了，那可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灾难。当灾难来临时一般是富人损失大，但最多是企业破产，老百姓可能就会没有工作，沦落街头。要记住一句话，“当灾难来临时受苦最深的总是平民百姓”，这一点作为经济学家的吴先生应该能想到。国家在治理经济时始终要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增长、就业和通胀。因此对房价的调控符合和谐社会要求，有利于社会稳定。

　　房价不打压确实很危险！现在的情况是打都打不住，还有人说不该打！

　　四、关于“ 城市拆迁补偿所得应纳税”

　　这个问题就更不符合现在的社会经济潮流了。

　　财政学理论对于新税目或者新税种的设立或纳入征税范围是有很多理论依据的。不是说随便什么原因就可以设立新税目或者把什么东西纳入征税范围。吴先生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懂得一些财政学，提出这样的话题应该用“设税”的理认去引证，从多方面阐述，不能仅评一时兴起。

　　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财政从总体上来说是从不足走向了盈余时期。用一句俗话说，国家现在最不缺的可以说就是钱。而从税收政策上来说，我国总体上也进入了一轮减税周期以及税务调整周期，根源就是国家富起来了。这一点从国家取消农业税，筵席税、土特产税、消费税调整，个人所得税调整，以及即将出台的企业所得税调整都可以看出端倪。

　　设税的依据无非是增加“财政收入，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差别”等等。而把城市拆迁补偿纳入征税范围与这几点基本不沾边。第一点还算可以说得过去，但其副作用远不能与增加的那一点收入相比。针对穷人的增税不符合目前社会发展的潮流。有那个劲头，不妨加强纳税监管，多收的也不至这些，还能促进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历朝历代总会有一定时期税重，一定时期税轻的情况，由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决定。“太松易失控，太紧易管死”，总是有时松，有时紧。亡国时大多数因缺钱而加税，建国时大多考虑民情而免税或减税。“国要强，民要富”，而不能国家富，民众强，不利政权，不利社会。

　　从这一点上，建议吴先生不要鼓吹政府与民争利。常言“商不与官斗，官不与商争”，实际前者是指斗权，后者是争利。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不能看富人有多富或者国有多富，而要看社会全体尤其是穷人是否也富起来。

　　何况目前本来国家财政很富足，收那么多税干什么？又偏偏是针对穷人。吴老不懂财政学以及开征新税目的原因和依据有一点不可思议。作为政协委员，应该说想得不是很全面。

　　总之，现在中国处在一个大的减税周期，应该养息减税，历朝历代都有这方面先例。在国家富足一些时多留意社会平等，以获得社会安定是治国良方。现在增加新税目尤其是在拆迁问题上征税会使社会更加不安定，经济秩序混乱，利弊很显然。

　　五、吴先生的尴尬缘由

　　在我看来，吴先生这次的尴尬是由其角色的冲突所引起的。

　　吴先生在网上公开的头衔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比较》杂志主编。”其实，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头衔，数家大型企业的董事(其中就有国有

垄断行业大型企业)。这些职务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职务，一类是政治职务，一类是企业职务。所以吴先生平时要扮演三类角色：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商业谋略家(姑且全称之为家)。有时这些角色的冲突造成他在思考问题或者发言时言不由衷或者言论串位。

　　“政协委员吴敬琏”的角色要求他参政议政，所以吴老先生在政协会上说话是对的，无须攻击。政协本来就是由社会各阶层的人组成的。大家各抒已见，既使站在他所要代表的人群，本身也没有错。又不是他一人说了算，他的论点能否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尤其是主流或者主要政策决定者所接受还要一个过程。对于吴先生所说的“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政协委员就是要当言官”，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说明他“有时”很明白自己所担当的这个“政治活动家”的角色，体现了其对自己角色的重视，其实是敬业的一种表现，外人无可厚非，政协会应该允许百家争鸣。

　　同时，人们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也是对的。群众或者非政协委员的普通大众也有对某个观点进行争辩的权利，只要不违法，就应该鼓励人们说话，这也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

　　据前所述，他实际上担任了三方面的角色，一会儿是学者，一会儿是政治咨议，一会儿是企业高参。所以造成吴先生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立场，说不同的话。在大型企业开董事会时，吴先生为该企业着想，获利是最大的目标；在国家开政治经济政策会时，他又得站在人民的立场和政府的立场，增长、就业是主要目标；站在课桌前或者讲台前他又得站在理论研究者的立场，真理是主要目标。

　　这次他参加政协会，人们本来希望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但他站在了另外两个立场上说了话，挨骂就不可避免了。但是不管是“吴市场”、“吴董事”还是“吴教授”，在政协会上畅所欲言的精神都是可嘉的，不应评判吴先生的人品，更不能骂人。吴先生要吸取的教训是在以后讲话时先想想今天我是“吴董事”还是“吴教授”还是“吴委员”。平日里思考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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