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中国经济缺少企业家精神的驱动

　　贾品荣

　　民企的发展，难点在政府，希望也在政府。民企的最大贡献是能满足多种多样人的多种多样需求，这种多种多样不是“加”起来的，而是“乘”起来的，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

　　两年多前，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三号文件”，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文件贯彻一年多来有一些进展，但阻力很大。

　　首先，垄断行业，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千方百计阻碍民营企业的进入。这是违背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原则的。改革近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来自计划经济的内部，当改革到这一层次时，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会本能地反对，他们并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也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改革近30年后，中国民营经济最大的障碍是如何冲破既得利益集团设置的层层障碍。一些垄断行业，虽然没有提高效率、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的动力，却有维护原有旧职能的势力，这个势力非常大，愈陷愈深，存在着一个反方向的力量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互作用。其深刻的原因在于，一些主管部门一方面是所谓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另一方面又是下属行业的资产管理者。当这两种职能冲突时，有意无意地把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职能让位于所有者职能，当需要维护这个企业时，就会把所有这得职能凌驾于公共管理职能之上，代表小团体的利益，限制开放市场。中国一些优秀民营企业可以整合国外企业，但无法整合国内企业，限制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经营步伐。应使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其次，民企“融资难、担保难、办事难”不容忽视。客观说，目前“三乱”，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已经较为少见了，但是“三难”，即融资难、担保难、办事难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中小民企在起步阶段，大多数都是自筹资金。而仅靠自筹资金，企业就很难做大做强。所以政府在加大自身的服务功能的同时，给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让其快速成长壮大。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难点在政府，希望也在政府。政府要为企业创新、创造一个融资制度。

　　其次，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排斥民营、责难民营，一些民企存在“大企业管理幻觉”。我们相当一部分民企垮台的原因是，在取得一定成功后，就进入多元化。一些民营企业家在某事上一旦取得成功，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往，过分夸大主观作用。当一些民企成功地度过培育期、进入成长期之后，展现在企业面前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和众多的机会：创业的成功使民企的经营者充满着自信，逐渐丰厚的利润回报也使企业有了扩张的一定实力。有些民企经营者误以为其成功经验可以在多种行业中普遍适用，如法炮制，于是大踏步地进入多个行业领域，甚至是自己毫不熟悉的非关联领域。比如由制造业进入金融或

房地产领域；或者反过来，由金融、房地产业进入制造领域。殊不知，善搞生产的就不一定善于搞投资，反之亦然。因为这两个领域对人的天赋要求不一样，很少有人能把两项同时搞好。什么钱都想赚是不行的。经营企业，需要获得核心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上的一致性，确保企业的一体化。同时，盲目扩张失败的原因还在于你成功地跨越培育期，会引来众多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在中国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更是如此。众多的模仿者和追随者的出现，会使竞争骤然加剧，这会破坏你原有的主业投资计划，可能使你不得不动用超出预计数倍的资金才能维持你在主业中的优势地位。但是，这时你已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领域里边去了，分散的投资不仅会使你分散精力，而且使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形不成真正的战略优势，你必须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从深层次上分析，一些民企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大企业(或许在当地是相对较大的企业)，甚至不愿将自己列入中小企业，正是这种“大企业管理幻觉”，导致企业的老板从创业时的自信转变成自负，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管理组织架构，刻意体现层次管理而降低了效率，盲目追求规模而增加了隐性成本，过度贪求市场效应而增加了广告宣传费用，不切实际的多元发展分散并耗费了企业有限的资源。结果是，企业和老板的知名度更大了，效益却降低了。一旦因为资金断链，这些企业就面临着发展停滞甚至倒闭的危险。飞龙、三株、巨人、郑州亚细亚、

顺驰等企业的败局原因就在于此。中国民企的这种“大企业管理幻觉”，更多来自于老总的深层次自卑和虚荣，希望通过获得公众良好评价，而来自于一些传媒的不实在的吹捧也加速了这种心态的扩张。再深究原因，是计划经济长期排斥民营、责难民营的后果。

　　因此，民企的发展，难点在政府，希望也在政府。需要政府的更大的支持。民企的最大贡献是能满足多种多样人的多种多样需求，这种多种多样不是“加”起来的，而是“乘”起来的，带来了我们现在社会经济的繁荣。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