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不要过度渲染贫富差距 关心穷人看行动

　　真正关心穷人的学者，献爱心最好拿出点行动来

　　王东京

　　“性善”到底是否为人类与生俱来，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人到中年，经历的事多，见过光明磊落的君子，也遇过心底阴暗的小人。但不论哪一类，我个人的看法，多数人都有同情心。古代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现代乐善好施的阔佬，不是说他们都有高尚的情操，但用同情心解释其善举，不会错到哪里去。

　　是的，同情是人的天性。敢打赌，假如有人撰文，大声疾呼政府增加社会福利，不管用何理由，也不管说得是否在理，拍手叫好的一定多；相反，若有人不识时务，指出其逻辑纰漏，就算说得对，那也会千夫所指，被骂得狗血喷头。现成的例子，当年撒切尔为医治英国“福利病”，曾有意削减福利，结果触犯众怒，连她的母校牛津大学，都不肯授她荣誉博士学位。

　　所以我担心，今天我们讨论扶贫，会不会一样缺乏理性。扶贫我当然赞成，也写过文章。但以国家现有的财力，究竟怎样做才能既帮助穷人，又促进社会和谐，是个重要问题，应冷静处理。遗憾的是，当下学界关注的重心，似乎只在收入差距方面。参加了几次学术沙龙，听学者谈“差距”，大开眼界，没想到的是，有人根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得出“两极分化”的结论。

　　相信这些学者的善意，也不否认他们的责任感。但我不明白，过度地张扬“差距”，对社会和谐的好处在哪里？中央提出“注重公平”，无论如何，是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搞贫富对立。何况经济学说得清楚，幸福虽与收入有关，但不完全是一回事，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做过调查，美国人的收入与50年前比多了3倍，但今天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却并不见得比以前高多少。

　　其实，幸福作为一种感受，不仅决定于收入，也来自人们比较的参照。说我个人的经验。早年在乡下种地，面土背天，煞是辛苦，但那时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会觉得幸福。为何？因为经常挨饥受饿，对比的是穷日子。改革开放后，人们丰衣足食，不承想，不满足的人反而多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何故？是比较的参照变了。我现在做教授，月入数千，比之从前心满意足；但若硬要我去跟那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大腕比，岂不郁闷得要跳楼？

　　曾读过奚恺元先生大作，题目记不准了，但他介绍芝加哥大学塞勒教授的一项实验，印象深，恕我借用一下。

　　塞勒教授设计了一个场景，一帮躺在海滩上的朋友想喝啤酒，刚好切尼要去附近的杂货店办事，于是，他说可为大家去买啤酒，但不知多少钱一瓶可接受？经过合计，最后出价是1.5元。切尼又问，如果杂货店不卖，而去旁边的酒店买，各位肯出多少钱？又一番合计，出价竟是2.65元。想问读者，啤酒是标准品，从不同的地方买同样的啤酒，出价为何会有差异？答案是，人们对比的参照不同。

　　跟下来的试验，是切尼以两元的价格买回了啤酒。起初他告诉朋友，说啤酒是从酒店买来，大家听了很高兴，比预期的价格低，认为得了便宜，于是开怀畅饮；可没等大家喝完，切尼又道出真相，说啤酒是买自杂货店，结果大家垂头丧气，一个个都觉得吃亏。有趣吧，同样的啤酒，同样的花费，只要说不是买自酒店，人们的幸福感陡然消失。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的例子。今天的年轻人不知，在我的中学时代，学校常有忆苦会。主讲人都是旧中国的穷人，苦大仇深，听他们讲日本人在中国如何烧杀抢夺，

　　今非昔比，社会在进步，当然不能教人安于贫困。写这篇文章，也无意为政府开脱。相反我的观点，扶贫助弱，政府责无旁贷，理当竭尽全力。但困难的是，政府不会点石成金，财力所限，脱困得有先后，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如此，对暂时不能脱困的低收入者，学界应做的，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而不是过度渲染“差距”，助长不满。那样除了博得掌声，对社会和谐有害无益。

　　空谈误国。真正关心穷人的学者，献爱心最好拿出点行动来。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