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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王东京:不要过度渲染贫富差距 关心穷人看行动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2日 08:01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真正关心穷人的学者,献爱心最好拿出点行动来

  王东京

  “性善”到底是否为人类与生俱来,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人到中年,经历的事多,见过光明磊落的君子,也遇过心底阴暗的小人。但不论哪一类,我个人的看法,多数人都有同情心。古代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现代乐善好施的阔佬,不是说他们都有高尚的情操,但用同情心解释其善举,不会错到哪里去。

  是的,同情是人的天性。敢打赌,假如有人撰文,大声疾呼政府增加社会福利,不管用何理由,也不管说得是否在理,拍手叫好的一定多;相反,若有人不识时务,指出其逻辑纰漏,就算说得对,那也会千夫所指,被骂得狗血喷头。现成的例子,当年撒切尔为医治英国“福利病”,曾有意削减福利,结果触犯众怒,连她的母校牛津大学,都不肯授她荣誉博士学位。

  所以我担心,今天我们讨论扶贫,会不会一样缺乏理性。扶贫我当然赞成,也写过文章。但以国家现有的财力,究竟怎样做才能既帮助穷人,又促进社会和谐,是个重要问题,应冷静处理。遗憾的是,当下学界关注的重心,似乎只在收入差距方面。参加了几次学术沙龙,听学者谈“差距”,大开眼界,没想到的是,有人根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得出“两极分化”的结论。

  相信这些学者的善意,也不否认他们的责任感。但我不明白,过度地张扬“差距”,对社会和谐的好处在哪里?中央提出“注重公平”,无论如何,是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搞贫富对立。何况经济学说得清楚,幸福虽与收入有关,但不完全是一回事,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做过调查,美国人的收入与50年前比多了3倍,但今天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却并不见得比以前高多少。

  其实,幸福作为一种感受,不仅决定于收入,也来自人们比较的参照。说我个人的经验。早年在乡下种地,面土背天,煞是辛苦,但那时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会觉得幸福。为何?因为经常挨饥受饿,对比的是穷日子。改革开放后,人们丰衣足食,不承想,不满足的人反而多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何故?是比较的参照变了。我现在做教授,月入数千,比之从前心满意足;但若硬要我去跟那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大腕比,岂不郁闷得要跳楼?

  曾读过奚恺元先生大作,题目记不准了,但他介绍芝加哥大学塞勒教授的一项实验,印象深,恕我借用一下。

  塞勒教授设计了一个场景,一帮躺在海滩上的朋友想喝啤酒,刚好切尼要去附近的杂货店办事,于是,他说可为大家去买啤酒,但不知多少钱一瓶可接受?经过合计,最后出价是1.5元。切尼又问,如果杂货店不卖,而去旁边的酒店买,各位肯出多少钱?又一番合计,出价竟是2.65元。想问读者,啤酒是标准品,从不同的地方买同样的啤酒,出价为何会有差异?答案是,人们对比的参照不同。

  跟下来的试验,是切尼以两元的价格买回了啤酒。起初他告诉朋友,说啤酒是从酒店买来,大家听了很高兴,比预期的价格低,认为得了便宜,于是开怀畅饮;可没等大家喝完,切尼又道出真相,说啤酒是买自杂货店,结果大家垂头丧气,一个个都觉得吃亏。有趣吧,同样的啤酒,同样的花费,只要说不是买自酒店,人们的幸福感陡然消失。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的例子。今天的年轻人不知,在我的中学时代,学校常有忆苦会。主讲人都是旧中国的穷人,苦大仇深,听他们讲日本人在中国如何烧杀抢夺,

国民党如何横征暴敛,地主老财如何欺压百姓,辛酸的故事,曾令我泪流不止。于今回顾,当年的忆苦会,我受益良多。至少,在当时缺吃少穿的年代,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今非昔比,社会在进步,当然不能教人安于贫困。写这篇文章,也无意为政府开脱。相反我的观点,扶贫助弱,政府责无旁贷,理当竭尽全力。但困难的是,政府不会点石成金,财力所限,脱困得有先后,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如此,对暂时不能脱困的低收入者,学界应做的,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而不是过度渲染“差距”,助长不满。那样除了博得掌声,对社会和谐有害无益。

  空谈误国。真正关心穷人的学者,献爱心最好拿出点行动来。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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