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防违规资金入市变堵为疏更利于化解风险

　　所谓“堵不如疏”，监管部门与其简单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银行，不如为其提供切实的风险疏导服务更为有效。

　　在股票市场泡沫争议达到巅峰之时，监管部门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态度。近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证券公司业务往来相关风险的通知》，再次明令禁止信贷资金被挪用入市。同时，银监会表示，如果发现违规贷款，银行对此应负全部责任。(2月4日《新京报》)

　　禁止信贷资金入市意在控制金融风险

　　银监会此举意在控制金融风险，可谓用心良苦。在前期大盘连创新高的火爆行情下，民众投资热情空前高涨，“贷款炒股”成为投资者对股市盲目乐观的典型表现。然而，投资者将贷款资金投入股市，无异于投身于一场刀口舔血的游戏，市场的投资风险、价格泡沫也在随之集聚、放大。

　　试想，一旦市场出现波动，股票被套牢，投资者的大笔资金将在瞬间蒸发。在股票市值损失与贷款利息负担的双重压力下，再加上债权人拍卖抵押资产的潜在可能性，投资者的操作理念很难规避“贪婪”与“恐惧”的厄运，恐慌效应会因此而成倍放大，“追涨杀跌”等非理性行为随之蔓延、强化。届时，整个金融市场将会因此而产生激烈动荡。可见，普通股民的不理性行为，必然要给整个市场带来放大的风险，而违规贷款炒股或许正是点燃这一风险的导火索。

　　在实践层面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贷款资金入市

　　但是，监管方向的正确未必能够保证具体监管措施能够切实可行，尽管此次监管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商业银行。

　　事实上，对于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问题，我国的《证券法》、《贷款通则》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规均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该种行为属于明令禁止的。但是在现实中，此问题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杜绝。其原因在于，贷款炒股的融资方与作为拆借方的商业银行均对这一业务“趋之若鹜”。

　　当前，连续走高的股市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热捧；而大笔资金的投入又进一步推动了股价的抬升。在这一格局下，许多投资者希望通过拆借来融资炒股，借此可以多分得牛市行情中的一杯羹。

　　作为商业银行，在盈利指标和资金大量沉淀的双重压力下，对个人贷款业务拓展普遍持有积极的心态。在商业银行看来，一方面在目前牛市基调未变的情况下，借款人入市风险较小，被套牢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银行毕竟手里握有借款人抵押物，即便存在还款风险，毕竟银行自身的坏账风险可控。

　　所以，商业银行本身对于贷款炒股的违规行为并无进行主动约束的动力。

　　客观而言，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往往会采取相对隐蔽的途径，比如提取现金、转账、并账等等方法，阻挠了初始贷款行的监控工作，银行着实无力探究每笔资金的确切流向。

　　显然，在这样的市场背景和经济利益促动之下，尽管银监会对于贷款资金炒股行为显示出强硬的监管态度，但是仅仅单方面把责任强化到商业银行一方，在实践层面，很难从根本上杜绝贷款资金进入股市。

　　“变堵为疏”反而更有利于市场风险的化解

　　管理层为了资本市场稳定能够发展，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教育”投资者注意市场风险。但是，既然存在股票市场，就必然存在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即便贷款资金能够被严查和禁止，民间信贷市场却依然开放，只是对其监管更加困难，风险更大而已。因此，国外的经验证明，在资金逐利的本性之下，与其试图控制本不可控的资金流向，不如选择适度放开，“变堵为疏”反而更有利于市场风险的化解。

　　发达国家政府对于抵押贷款的监管思路，是以管制银行随意放宽贷款条件为出发点，制定一系列贷款发放的底线性要求。比如，美国是世界上消费信贷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不良贷款率偏低。在美国，不动产抵押贷款必须遵守《371号法典》，该《法典》为了避免贷款用途的投机性，规定不动产贷款的期限至少为60个月。在具体贷款比例上也有明确规定，如向非经营性不动产提供的贷款，不得超过该不动产价值的66.67%；向以建筑物形式经营的不动产的贷款，不得超过该不动产价值的90%等等。只要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符合这些底线性要求，那么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资金流向并没有任何限制，包括可以进入股市。

　　这样的思路显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毕竟商业银行是一个逐利实体，其核心职能在于判断一项具体的抵押资产是否能够覆盖贷款资金，其关心的是每笔业务的风险程度。苛求微观的商业银行去判断资金供给过剩是否会给金融市场造成风险等宏观议题，是不现实的。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调控宏观风险的手段应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科学的指导，为金融市场提供各种服务，从而化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潜在风险。这些措施包括建设全国联网的个人征信系统；完善统计检测数据库、建立政府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保险担保制度；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等等。

　　总之，由于经济利益的存在和监管能力的局限，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严查措施可能难以落到实处。所谓“堵不如疏”，监管部门与其简单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银行，不如为其提供切实的风险疏导服务更为有效。

　　□马红漫(上海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