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2007呼唤公众时代的来临

　　薛涌

　　2007年将会是怎样的一年？我不是算命先生。但从各种迹象分析，2007年很可能是面对公众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系列公共关系危机。这种危机，就像传染病一样，从政府、企业、大学，到知名人士，无不波及。举几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对改革的“理性思考”，称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理应得到补偿，引起网民炮轰；任志强的只给富人盖房论，使他变成了人们“最想打的人”；教育部官员提出“教育如衣论”，把上名牌大学比作高消费，致使舆论沸腾；接着，几个大学要建高尔夫球场，甚至开高尔夫球的必修课，也引起公愤；当然，还有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称该报对其在深圳的工厂超时加班的报道失实，索赔3000万元，并由法院冻结了记者的财产，引起强烈的媒体反弹，最后被迫放弃官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说2006年是公共危机年并不过分。

　　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出现在2006年？其实，并不是这些事情在过去不发生，而是其引起反响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开始扮演更大的角色，发出更大的声音。可惜，许多人对新的现实缺乏准备，甚至不知所措，所以才引起了公共关系危机。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这些公关危机都是由当事人非常低级的错误所造成的；第二，大多数当事人事后仍然陷入一种自我抵赖的状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以张维迎论，说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首先是违反常识。经济学家固然能够用严格的经验事实和数据挑战常识，可他却毫无以事实证明其命题的办法。这种触犯众怒的言论能够堂而皇之地出口，主要原因是他还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在那种时代，公众舆论可以不顾，但干什么事情，与领导的关系要理顺。可惜，在初步领教了公众的力量后，他并不悔悟，搬出来“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的理论，仿佛自己最有学术德操。但是他忘了，他不是在写学术论文，而是在媒体上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使命是说服大家拥护他所构想的改革。而公共政策的成败，一大关键就看是否有公众的支持。把自己弄成个过街老鼠，还怎么能推进自己的目标呢？

　　任志强则是这种自我抵赖的另一例。我说他在美国做不了生意，他很不服气。其实，你看美国的大公司就明白，哪家总裁成了老百姓“最想打的人”后还能继续做生意？任志强上了电视但因为节目的发展不如己意就拂袖而去，在美国你见过这样的企业总裁吗？他不仅是自我抵赖，而且对自己所引起的公共危机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当然有他的道理:他可以触犯许多人后照样存活。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市场不健康，让他这样的人垄断了过多的权力。同时，老百姓的一些基本权利尚未落实，他冒犯得起。但是，当公众有了足够的权利后，就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其实，变化已经发生了。他的一系列极端言论，引起的民愤太大。这些民愤，当然也对地方政府有压力。从这个角度说，任志强的言论伤害的是本企业的利益，他在这方面是个不合格的总裁。如果是在美国，股东会立即投票让他下台。《纽约时报》最近评论说，过去的企业总裁可以只盯着自己的经营数字，不管别的。现在，这样的总裁只会失败。好的总裁，必须是个政治家，知道怎么和公众沟通。因为公众可以塑造企业的市场，可以影响政府制定的直接涉及企业运营的政策环境。离开公众，就没有企业的良好表现。其实，这又岂止是企业？大学、政府乃至名流，什么不是如此？

　　过去一提“公关”，脑子里首先想起的是“公关小姐”，觉得这仅是个献媚的职业。原因是权力的源泉在上不在下，不献媚也没有办法。因此任志强版的直言秀，还被看成是难得的品德。但在主权在民的社会，权力的源泉在下不在上。从古雅典的政治家，到今日民主社会的公共人物，对下的“公关”成了基本的生存手段和政治操守。他们必须说服选民、陪审员、消费者。如今中国社会至少在一些领域已经向这个方向移行。那些说网络民意不是民意，说公共舆论非理性的人，代表的不是下对上的正直，而是上对下的傲慢。

　　我希望2007年不再是对公众的崛起措手不及的一年，而是有更多的人逐渐学会和公众沟通的一年。我希望大大小小的张维迎、任志强们不要再不把老百姓的智力当回事；希望他们最终能认识到:你不能把自己的理念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说服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那并不说明老百姓的素质低，而是你们自己水平太差。我希望看看，在这方面，2007年有多少人能够及格。(原题：“公众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