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平：老百姓还要为改革再付出多大代价

    为什么会出现在28年的改革中，受益的阶层永远受益？而付出代价的群体却永远要付出代价？

　　李季平

　　2007年1月4日，CCTV《焦点访谈》报道：湖南省汉寿县棉纺厂原团委副书记李红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一名教师，自己勤奋好学，曾被推荐到大学深造。但是，由于企业改制，她一夜之间成了下岗队伍中的一员。随之，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丈夫感到与李红杰这样的下岗职工身份不般配，便与她离了婚；李红杰的妈妈也因为女儿工作、家庭的多重打击而生病，仅几天时间就离开了人世。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李红杰在政府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建起了一家擦鞋店，可原来厂里的个别职工，到擦鞋店以后，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卷，不让其他员工擦鞋，非点名要曾经是“厂团委副书记”的李红杰为其服务。李红杰明知是羞辱，也只好含着眼泪，满足这样的“特殊”顾客要求。

　　就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孩，一个热爱生活、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下岗”魔影降临到头上的刹那间，家庭解体了，妈妈没有了，工作中还要忍受屈辱，有泪也不敢大胆的流，只能暗自伤心。

　　说句实在话，《焦点访谈》自1994年开播起，10多年来我看了很多期，但从来没有像这期一样，让我的心情感到压抑、感到沉重、尽而感到气愤或者说“上帝”的不公平。李红杰的遭遇深深刺痛我的心，我曾想：世间的一切事物中，还有比夫妻、母女之间更深厚的亲情吗？没有；还有比个人的尊严受到侮辱更让人难堪的吗？没有。可是，为了改革大局、为了企业改制，原本幸幸福福的平民百姓李红杰为此付出了沉痛的、刻骨铭心的代价。

　　然而，为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太多的平民百姓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代价，李红杰仅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个缩影。官方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下岗职工最高峰时曾达到3000多万人；2006年2月15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到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137万，主要集中在煤炭、军工、机械制造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

　　除了李红杰这样的下岗工人以外，为改革付出代价较大的还有两类人：一是失地农民，一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2006年3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近年来绝大部分出让交易的土地，是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用来的集体土地。但是，在收益分配中，农民仅得到总交易额的10—15%；对于农民工付出的代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称：进城务工的农民人均年创财富高与2万元，按全国2，5亿农民工计算，一年为城市的发展创造财富5万多亿，但得到的回报仅为40%左右，有的甚至还拿不到工资，多数没有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连子女上学也受歧视。另据媒体报道：广州的GDP人均达到10000美圆，北京的达到6000美圆，都已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城市行列，但统计的数据，都是以常住户籍人口为计算依据，公开的把为中国城市发展付出较大代价的农民工排除在外，这不但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也不符合基本事实。

　　自1978年以来，在长达28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改革的受益阶层是政府机关、垄断行业、和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领域以及一些富裕阶层，而付出代价最大的、利益受损最大的，无论“名词”怎么变化，制度怎么调整，长期以来，仍然是占人口数量最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下岗、失业工人和农民及其农民工。

　　为什么会出现在28年的改革中，受益的阶层永远受益？而付出代价的群体却永远要付出代价？我们略做回忆，不难发现：

　　理论的模糊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摸石头论”就在较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改革的进程。这一理论，形象、具体，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可是，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改革的过程并不符合逻辑。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带头去“河”中“摸石头”的群体，应当是风险最大的，而“摸”出路以后，“过河”的人，才是最平安、风险相对较小的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摸石头”过河的群体，不但没有遭遇风险，反而都成了受益最大的阶层。决策层自不必说，就连那些曾经和下岗职工一起风雨同舟的企业经营层，也一同成了“摸”论的“食利”者。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在2007年1月1日的《经济观察报》披露：到2006年底，全国的民营企业共计486万家，其中的20%多是从国有、集体企业转制而来。这将近100万家的企业，改制背后的辉煌中，究竟有多少下岗、失业职工付出的代价，恐怕很少有人去想；而随之“过河”的群体，本应最为平安，却要承担改制、下岗的风险。

　　再一个因素是改革“攻坚”的艰难。主要标志是：以让广大老百姓利益受损的多项改革，基本都已经进行了，比如除了企业改制以外，面向全社会的医疗、教育、住房、供热等，这些所有已经进行的改革，几乎都是遵循当权阶层、富裕阶层受益、普通百姓利益受损的轨迹展开的。

　　20多年来，这样的改革几乎改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要触及权利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就称为“攻坚”了。“攻”的什么“坚”？“坚”的实质是“利益”。比如，“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几年之前就提出来了，但是，审批资源减少了多少了？可以说很少，有的方面还提高了进入门槛，名义上是调控“过剩”行业，实际上使一些垄断企业地位更加巩固；还有“事业单位改革”、“扩大对民营企业的进入范围”、“破除垄断”等，皆因触及到权力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进展缓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的改革目前仍在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行：当涉及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当改革的“攻坚”目标难以突破时，新的一轮让老百姓付出代价的“改革”就又开始了：不是吗？资源类价格全面改革，煤、水、电、汽、油以及粮食、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等全面提价。

　　为什么这样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答案很简单：这样的改革不损害权利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2006年3月13日，在中国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过一篇轰动舆论界的文章《理性的思考中国改革》，该文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改革要对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补偿”。其实，不用张教授的“理性”呼吁，中国改革的历次实践，哪一次损害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呢？值得思考的是，在历次改革中总是付出代价的弱势群体的补偿问题，为什么总进入不了经济学家们的视野、或者这方面的声音为什么总是那么微弱呢？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的改革轨迹还要推行多久？普通的平民百姓还要为改革再付出多大的代价？什么时候轮到强势阶层为中国的改革付出代价或者“作出贡献”？如果一直让付出代价的阶层永远付出代价，“改革”这个词语还是本来意义上的概念吗？

　　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总说老百姓为改革付出的代价最大，不是取消农业税了吗？不是实行粮食补贴了吗？不是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了吗？是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政府关注民生、特别是关注底层民众的任何一个举动，老百姓都会永远铭记。

　　不过，取消农业税，减轻全国农民的负担是1200亿(新华网2006年12月27日)、免除学费共需财政支付不足300亿(全国1，5亿中小学生，小学人均140元，中学人均180元)、粮食补贴每亩平均10-20元左右，全国人均1，43亩耕地，按照9亿农民计算，不到40亿元，这样综合下来仅有1000多亿元。

　　可是，当你知道我国的行政管理开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2003年，增加了88倍多的时候；当你知道2004年我国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消费总计高达9000亿元的时候；当你知道2006年我国的GDP达到近20万亿、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近4万亿的时候；再对照我们本应早该享用的公共财政，你是否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山遮石挡，长江毕竟东流去；风霜雪冻，梅花依旧向阳开。历史总要前进，改革仍在继续，这是客观规律。但是，改革如何减少一些震荡，如何多赢得一些民心，如何让老百姓少受些损失，是非常值得决策部门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的社会应当多一些阳光和温暖，少一些类似李红杰那样的泪水和目光。